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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uan
| Zuletzt Online: 22.0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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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作者,获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日尔曼语言文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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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r.Yuan hat den Blog-Artikel "德国“零赤字” 政策面面观" geschrieben. 22.06.2018

      1. 前任财长留下的“法宝”

      从2010年至2017年,德国政坛老将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一直担任德国财长。在他任上,德国财政预算赤字达到了“黑色的零”。因而,朔伊布勒也成了一些人顶礼膜拜的对象。

      虽然朔伊布勒本人在施政期间建树卓著,功不可没,但实事求是地讲,他之所以能在其担任财长期间达到“零赤字”这一目标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
      其一,自2010年以来,德国经济在持续增长,因而给国家带来大量收入。
      其二,由于金融危机,安全可靠的德国国债利率降到了历史低点, 因而大大降低了德国财长须为其债务所支付的利息。据德国经济记者托马斯•弗里克(Thomas Fricke) 所提供的数据,德国的利息支出占国内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5%降至1%; 8年前,财政部还须将12%的税收用来支付利息,而现今这一占比则小于5%。

      弗里克在其为《明镜在线》所撰写的评论中指出,没有其他国家的危机就没有“黑色的零”。德国联邦银行证实,朔伊布勒在过去年间总共要比没有金融危机及通常利率情况下少支出将近3000亿欧元。这就是说,如果其他国家没有爆发可怕的危机,德国的财政预算根本就达不到“零赤字”。

      真可谓“时势造英雄”,是金融危机给了朔伊布勒做到财政收支平衡的机会。缺少了这类内外部条件,那就很难保证再次达到预算平衡。这也是完全正常的。一旦未来数年中出现经济危机,税收将会骤然减少,而发放失业救济金等项支出则会大幅上升。收支很快就会出现不平衡,财政预算也会相应出现赤字。如同弗里克在上述评论中所提到的那样,2001年德国经济陷入衰退时,国家债务在同一年里飙升超过国内经济总值的3%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而,财政预算“零赤字”决计不是什么“法宝”,也完全没有必要刻意作为追求的目标。

      《明镜》周刊指出: “对于许多人来讲, ʻ黑色的零ʼ这一名称就是一种苛求。它听上去像是停滞,像是基民盟,像是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和企业经济学。听起来好像是冷酷和保守。”这段话点出了这一政策的要害。

      2. 新任财长奉行的信条

      按照这次的组阁协议,基民盟把财政部让给了社民党,基民盟内不少人对默克尔在组阁谈判中为了保住自己总理位置而对社民党作出这一重大让步曾表示强烈不满。而社民党则沾沾自喜,自认为这是社民党在组阁谈判中的一大胜利。财长一职由原汉堡市第一市长奥拉夫•肖尔茨出任,更使社民党人对其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引领社民党拉开与联盟党的距离,凸现自己的政纲,从而扭转劣势,重振旗鼓,使社民党走出困境。

      但出乎意料的是,肖尔茨在其最初数月的施政实践中全盘继承了其前任朔伊布勒的衣钵。此间有媒体认为,肖尔茨正在越来越朝朔伊布勒的施政方向发展。这位德国新财长上任后不久曾出访过美国华盛顿。在一次公开场合,肖尔茨被问及:“您是否可告诉我们,您和您前任究竟区别在哪里?”他脸上竟然露出一丝狞笑,并极其干脆地以“没有”作答。

      新财长肖尔茨的这一表态让不少社民党人深感失望。党内已有人发问道,如果我们现在继续推行朔伊布勒政策的话,那么联邦财政部对社民党来讲又有什么用处呢?《明镜》周刊曾撰文评述肖尔茨的施政理念,标题竟是《小朔伊布勒》(Schäuble light)。肖尔茨不仅坚持其前任财政赤字为“黑色的零”政策,而且在税收方面也基本维持原状,从而引起社民党内人士的强烈不满。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赖纳•霍夫曼(Reiner Hoffmann)就对肖尔茨坚持“黑色的零”这条路线持批评态度。他警告道,不允许因此而停止进行重要的公共投资。社民党青年团主席克文•库纳特(Kevin Kühnert) 更是指责道,奥拉夫•肖尔茨简直是把自己“奴隶般地与预算平衡捆绑在一起”。

      现在看来,德国新财长已决定要在未来数年中将其前任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自2014年以来首次达到的财政预算“零赤字”保持下去。联盟党和社民党在组阁协议中已允诺不举新债。而在这一个立法任期内,联邦政府将要为削减团结税、扩建托儿所和全日制学校、增加子女补贴费、资助建造公共住房等项支出总共追加460亿欧元。新财长肖尔茨已有言在先,除此之外增加不了更多的钱了。
      按照《马斯特里赫条约》的规定, 欧元区成员国的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负债率则须低于国内经济生产总值的60%。预计德国明年的负债率为58.25%, 17年以来将首次达标。这可能也是德国新财长在举债问题上相当谨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欧元区其他国家中,希腊负债率竟达178.6%,意大利则为131.8%,葡萄牙为 125.7%,法国约为100%,看到这类数据真令人替这些违约国家感到担忧。

      从2018年财政预算以及至2022年的财政计划草案来看,联邦政府的支出将从3410亿欧元(2018年)增加至3677亿欧元(2022年)。虽然德国目前财政状况良好,盈余可观,但对于财长肖尔茨来讲,这个家不好当。特别是国防部和经济合作与发展部要求增加预算额度。

      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要求在这个任期内增加国防预算120亿欧元,而她的这一要求得到了总理默克尔的支持。这是因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现已正式把贸易问题与防卫问题联系了起来。他声称,两者“必须携手共进”。这就给德国新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德国现今的军事开支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还远远低于北约成员国应达到的2%这一目标值。德国军费严重不足已成了特朗普的“眼中钉”。这位美国总统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那就是:增加军事开支,否则惩罚性关税将会接踵而来。因而,冯德莱恩现在要求追加军费预算颇为理直气壮。但在肖尔茨这次所制订的预算中,至2021年国防预算只增加55亿欧元。因而,防长和财长还在为此争论不休。

      在5月14日至18日这一周里,联邦议会曾就肖尔茨递交的2018年度财政预算草案进行过辩论。社民党青年团主席克文•库纳特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自己党的财长。他认为,在许多社民党人眼中奥拉夫•肖尔茨很糟糕地向联邦议会递交了这份预算草案。此外,不少社民党人还对肖尔茨不太情愿同其前任、基民盟党人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及其“黑色的零”政策划清界限表示不满。据报道,社民党内甚至有人给这位德国新财长取了“红色的零”的绰号。还有人竟把两人的姓名合一,称肖尔茨为“奥拉夫•朔伊布勒”。

      从目前的民调结果来看,社民党所获支持率已跌至16%至18%之间。对肖尔茨施政理念的失望也是支持率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

      3. 法国总统攻击的目标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是今年度亚琛国际查理曼奖的得主。在5月10日的颁奖仪式上,马克龙在发言
      中曾敦促道,德国和法国都必须勉为其难地做一些事: 巴黎必须接受欧盟条约中的新规则,而德国则不能把财政盈余和贸易入超视作“崇拜的偶像”。这位法国总统并异乎寻常地抱怨道,这种盈余总是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的。

      在获奖前夕,马克龙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之声联合采访时明确表态道:“德国有一个禁忌。那就是转移支付。但没有这一项就无法运转。”一个没有转移支付的欧元区将“无法长期运作”。虽然法国总统在采访中保证, 他并没有对默克尔感到失望,但同时却明确地表态道:“我正在等待着德国的答复。”

      而早在2016年法国总统大选的选战中,马克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对德国居高不下的出超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他表示:“德国得益于欧元区的不平衡,获得了非常高的贸易顺差。这既不利于自身的经济,也不利于欧元区的经济。这里必须得到平衡。”说穿了,马克龙心里也有一笔帐: 既然德国得益于“欧元区的不平衡”赚了钱,那理所当然也应该发扬团结互助精神, 拿出一部分钱帮助欧元区内欠发达国家来发展经济, 而不应该只是把财政盈余和贸易顺差作为追求目标,为“零赤字”而沾沾自喜。

      《明镜》周刊近期还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财政政策的问题不是ʻ黑色的零ʼ,而是在支出方面选错了优先方向。虽然新政府为修茸破旧校舍、整修公路以及敷设现代化通信线路提供了资金,但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数十年来,投资在国家预算中的占比在下降之中,这一趋势还将会在新政府执政时持续下去。德国忽视未来,是在啃老本”。据一些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估计,即使眼下的国家投资也只够更换公共设施中的失效部分。德国的这一做法不仅会阻碍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还会影响整个欧洲经济大局。

      该周刊数年前就曾发社评要求德国增加投资,助推欧洲经济发展。根据社评的观点, 引入欧元后, 德国的联邦预算就不仅是德国的国内事务, 它还牵涉到整个欧洲经济。“如果德国增加债务, 欧洲其他地区的需求就会增加。而如果德国减少支出, 则将对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一旦德国推出投资计划, 就表明它愿与欧洲休戚与共。”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时曾接受过«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当时,他向德国政府提出“我们节省500亿欧元, 你们增加500亿投资——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平衡”的建议。在欧盟内“法德轴心”中, 法国强烈要求德国增加投资已溢于言表。

      由此可见,马克龙这次在亚琛授奖仪式上告诫德国不要把财政盈余和贸易顺差视为“崇拜的偶像”,决计不是随口而言,而是对这个所谓的“偶像”已到了深恨痛绝的地步。

      而在联邦议会就财政预算进行辩论时,德国财长肖尔茨则为自己辩护道:“我们并不崇拜任何偶像。”他指出,大联合政府将为投资支出逾500亿欧元。这位财长并允诺,联邦投资会逐年增加。就欧洲而言,肖尔茨表示,德国将会与法国一起使欧元和欧洲银行更具抗拒危机的能力。为了赢得联盟党内对此持怀疑态度者的支持,这位财长还作出承诺,所计划的“欧洲货币基金”也将会受到联邦议会的监督。

      社民党总书记拉斯•克林贝尔(Lars Klingbeil)在联邦议会辩论后宣布,新财长奥拉夫•肖尔茨很快将会对法国
      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欧洲改革建议给出“铿锵有力的”答复。这位总书记在《世界报》上并声称,肖尔茨正在为此而工作,“很快会有答复的”。

      6月上旬,肖尔茨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随即提出了自己对欧盟改革的建议。这位德国财长主张用欧元区的共同再保险来对成员国的保险系统进行补充,要求引入金融交易税,并表示支持欧盟征收“数字税”。他在访谈中还强调:“欧洲是德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德国负有“特殊责任”。

      常言道,听其言,观其行。数千万的德国选民,特别是最终同意与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的社民党基层党员们现正密切关注着肖尔茨未来的施政走向。

      此间有媒体认为, 肖尔茨并不满足于在这届大联合政府担任财长一职。这位社民党人的志向是四年之后问鼎联邦总理宝座。 自默克尔担任总理以来,已先后有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和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三位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挑战这位女总理,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三人均以失败告终。而肖尔茨则自信,他有能力打赢这场选战。

      这位财长的算计是, 这届政府将是默克尔的最后任期,四年后她不会再次披挂上阵,而在本届任期内默克尔全力关注的是外交事项。因而,肖尔茨要在财政方面做出业绩,并带领社民党诸位阁员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从而给德国选民提供取代默克尔的另一选项。但遗憾的是肖尔茨的第一炮未能打响。好在这届政府还刚刚开始执政,他还有时间挽回局面。但愿这位德国新财长不受“零赤字”的束缚,审时度势,推行一条能体现社民党政纲的财政路线,从而为提振该党士气作出贡献,同时也为实现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联邦总理的政治志向打下基础。

    • Dr.Yuan hat den Blog-Artikel "社民党的“希望之星”安德里娅•纳勒斯" geschrieben. 05.05.2018

      社民党总书记
      安德里娅•纳勒斯(Andrea Nahles) 1970年6月20日出生于德国莱普州的门迪希(Mendig)。 她18岁在就读高级文理中学时就加入了社民党。纳勒斯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声称自己的信仰构成了投身政治的根基。

      自1995年至1999年,安德里娅•纳勒斯曾担任社民党青年团主席。1995年11月,当时只有25岁的纳勒斯在社民党曼海姆党代会上首次在该党党代会上发了言。她在发言激烈抨击了时任党主席的鲁道夫•沙尔平(Rudolf Scharping)。在选举党主席时,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最后击败了沙尔平。当选举结果公布时,纳勒斯激动地跳了起来,并向拉方丹欢呼。 这证明纳勒斯有着极其灵敏的政治嗅觉,她把宝押在了拉方丹身上。作为回报,拉方丹则把纳勒斯这位社民党青年团主席称作“上帝送给社民党的礼物”。

      2005年10月31日,纳勒斯又在社民党的历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笔。当时担任社民党主席的弗朗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提名卡约•瓦塞赫费尔(Kajo Wasserhövel) 担任该党总书记。但纳勒斯竟然置明特费林的提议于不顾,与瓦塞赫费尔争夺总书记的提名, 并在表决中以23票对14票取胜。这使明特费林无法下台,最后自己竟放弃竞选党的主席。为此,纳勒斯受到党内部分人的严厉批评,她本人最终也放弃担任党总书记候选人。由于明特费林为此事挂冠而去,因此纳勒斯得到了“谋害国王者”的称号。接替明特费林担任社民党主席的马蒂亚斯•普莱泽克(Matthias Platzeck)曾提议她出任副主席。但纳勒斯拒绝了这一职务。

      2009年,社民党在德国大选中失利。纳勒斯接替胡贝图斯•海尔(Hubertus Heil) 担任了该党总书记。在这个职位上,她一直工作到2013年底。

      默氏内阁部长
      从2013年12月17日至2017年9月28日,纳勒斯任第三届默氏政府的劳动和社会部长。 正是在她的具体操作下,德国于2014年8月11日颁布了《最低工资法》。这是自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第一次引入全国通用的最低工资标准。

      制定《最低工资法》是社民党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 这也是2013年社民党基层对组阁协议进行表决时,当时任社民党主席的西格玛•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要求基层党员同意与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时打出的王牌。因而,纳勒斯为推出《最低工资法》所做的工作意义重大,功不可没。

      按照该工资法,从2015年1月1日起,德国雇员和绝大部分实习生的最低工资标准为税前每小时8.50欧元。 从2017年1月1日起,该最低工资标准并已提高到8.84欧元。

      在纳勒斯的主管下,上届大联合政府还对养老金进行了改革, 推出了面向1992年前生育子女群体的“母亲养老金”、附有连续缴纳法定养老保险满45年及其他条件的“63岁退休”等举措。

      在纳勒斯告别第三届默氏政府时,气氛中含有一些忧伤。但在纳勒斯被问到她是否会惦念这一桌人时,她竟然回答道: “从明天起, 这些人要被打嘴巴”,矛头显然是对准联盟党诸位阁员的,结果引发了哄堂大笑。在社民党议会党团会议上以及在面对记者时, 纳勒斯又重复了这句话。一些媒体对此进行了抨击。而另一些评论则为之进行了辩护, 并特别不同意将此等同于选择党议会党团主席亚历山大•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的政治风格。纳勒斯自己则声明道,从这句话可以明显看出她是在开玩笑。但纳勒斯这种遣词造句的风格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她本人也为此饱受此间媒体诟病。

      百年老党主席
      纳勒斯先前就预见到社民党在2017年德国大选中会失利,因而早已未雨绸缪,做好了准备: 她最初想要担任
      对左右德国政局起到关键作用的该党议会党团主席。据报道,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原本自己也想担任这一职务,后因在选举中受挫而被迫放弃了这一打算,因而纳勒斯得以如愿以偿。2017年9月27日,她以90.13%的得票率当选为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

      在社民党内,这位议会党团主席人脉相当广。她与奥拉夫•肖尔茨关系相当密切,经常可以通上数小时的电话。纳勒斯跟社民党财务总监迪特马尔•尼坦(Dietmar Nietan)也是好朋友。据此间媒体报道,为了使难以驾驭的北威州社民党效忠于纳勒斯,尼坦还出了力。

      此外,纳勒斯数年来已在自己的周围组织起一个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 , 如塞巴斯蒂安•耶贝利乌斯(Sebastian Jobelius)、扬•布施(Jan Busch)、汉内斯•施瓦茨(Hannes Schwarz)、莱娜•达尔德鲁普(Lena Daldrup)、托瓦本•阿尔布雷希特(Thorben Albrecht)等人。虽然公众对这个团队并不熟悉,但在社民党内这些人却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纳勒斯要把议会党团建成社民党内的战略中心,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在马丁•舒尔茨任党主席时,她所要考虑的问题仅仅在于: 该战略中心的指向是什么? 是要与舒尔茨一起干还是把舒尔茨撇在一边,甚或反对舒尔茨?

      1月21日,社民党在波恩举行了特别党代会。虽然代表们最后决定与联盟党就联合执政进行谈判, 但只有56.4%的代表投了赞成票。从中可以看出,社民党对参加组阁谈判还持有相当保留的态度。舒尔茨在特别党代会上所发表的近一小时的演说根本没有达到让代表们投赞成票的效果,相反却是纳勒斯充满激情的演讲最终使党代会勉强同意参加组阁谈判。

      2月7日,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达成组阁协议。六天之后,舒尔茨正式辞去社民党主席职务,并先由社民党副主席奥拉夫•肖尔茨临时代理党主席职务。

      舒尔茨原本想在新届大联合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结果惹得加布里尔勃然大怒, 背后甚至借自己5岁女儿之口把舒尔茨称作“满脸长胡子的人”,加布里尔为此后来还向舒尔茨道了歉。但舒尔茨最终则因党内基层的强烈反对而没有当成外交部长。

      此间有人恶毒地声称正是纳勒斯和肖尔茨联手让舒尔茨行为失当,撞到对手刀口上,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据此间媒体报道,正是舒尔茨本人坚决要求当外交部长。而社民党领导班子里的其他人都曾告诫舒尔茨不要走这步棋: 因为这位时任党主席自己先前就已声称不会进入内阁班子, 因而一旦舒尔茨食言的话,社民党基层是不会原谅他的。但舒尔茨一意孤行,最终咎由自取。

      在4月22日召开的社民党特别党代会上,安德里娅•纳勒斯已被选为该党主席。她已成为这个德国历史上最为悠久政党的第一位女主席。但纳勒斯只获得了66.35%的选票。据称,这是二战以来社民党历届党主席选举中倒数第二差的得票率。这反映了许多社民党员对至今该党领导层的不满。丹尼尔•弗里德里希•施图尔姆(Daniel Friedrich Sturm)在德国《世界报》上撰文称:“这次选举结果凸显出社民党的分裂状态。”因而,纳勒斯任重道远,担子不轻。

      目前,社民党正处在极其艰难的时刻,纳勒斯临危受命,接受了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等人留下的政治遗产,担当起了党主席的职务。

      但社民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纳勒斯究竟能否带领德国社民党走出困境,并为欧洲其他社民党作出表率,人们至今还不得而知。笔者前个时期曾在一篇题为《欧洲社民党出路何在?》的时评中指出,整个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日子都不好过。在28个欧盟成员国中,现只有6个成员国还是由传统的中左派政党执政的。其他社民党(也称: 工党、社会党、工社党等)都是在野党,且不少都是支持率在个位数的小党。欧洲社民党人现正把希望寄托在德国社民党的身上。因而,现在该党真可谓重任在肩,责无旁贷。

      未来总理人选?
      在德国社民党这个百年老党里现已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 纳勒斯是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而肖尔茨则担任了内阁中最有权势的财长职务,并协调社民党所掌管各部的工作。纳勒斯和肖尔茨两人性格截然不同: 纳勒斯激情洋溢,肖尔茨则冷静沉着。此间媒体认为,因而两者能很好地协同作战, 发挥重要作用。

      纳勒斯原属党内的左翼。但在第三届默氏政府中她已证明自己是个务实主义者。这一点甚至使她在联盟党同事中也拥有粉丝。

      当然,纳勒斯在党内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这次舒尔茨退下来之后,纳勒斯原本想要直接接任,却引发了党内的强烈反弹,因而不得不先由肖尔茨担任临时党主席作为过渡, 直至4月22日才如愿以偿地当选为新党首就是一例。

      从社民党近二十多年的历史来看,虽然拉方丹和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1999年后分道扬镳, 但此前两人曾组成过搭档, 并成功地结束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连续16年执政的历史。从目前来看,纳勒斯和肖尔茨两人的合作可能会比拉方丹和施罗德好一些,因而两人合作也有可能为默克尔时代划上一个句号。

      在这次组阁协议谈成后,舒尔茨曾不无自豪地声称,这次的协议体现了社民党的风格。但2013年的组阁协议也是这种情况。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两届默氏大联合政府内,社民党作为小伙伴则始终处于默克尔的庇荫之下, 社民党所取得的成绩都记在默克尔的帐上。纳勒斯现在要凸现社民党的特色。她认为社民党必须成为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在此人们可以就未来的问题进行争论。譬如,数字化就是一个巨大课题,它目前正使数百万的雇员寝食不安。

      纳勒斯认为,社民党“必须对我们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 找到答案”。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并强调:“社民党将会更新而获得力量,组织上、人员上和内容上均是如此。”

      纳勒斯在4月22日举行的党代会上并宣布了社民党的未来目标,那就是抑制数字资本主义,并让大型互联网公司缴纳更多的税金 。 此外,她还允诺对有争议的“哈茨四号”失业救济金改革展开公开辩论。

      当然,由于这次组阁协议中有关欧洲的章节是由舒尔茨负责起草的, 因而这份政治遗产对纳勒斯和肖尔茨的约束力并不大。从目前来看,两人对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anuel Macron)所提出的设立欧元区财政部长等建议都不感兴趣。《柏林晨报》甚至发表评论称:“社民党放弃欧洲了”。虽然言重了些,但却点出了纳勒斯和肖尔茨在欧洲问题上所持态度的实质。绿党主席安娜莱娜•贝克博克(Annalena Baerbock)甚至声称:“显然, 舒尔茨作为大联合政府中最后一位欧洲人已经离去。”社民党在欧洲问题上所持态度的转变令人感到遗憾。

      集社民党主席和该党议会党团主席两职于一身的纳勒斯现在必须为自己的党创造一个执政前景。或许在今后的某一个时候,由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红绿联盟”将会给社民党提供一个推出联邦总理的机会。

      颇为引人注目的是,新届大联合政府成立后仅数周,在执政党之间就已产生了隔阂。纳勒斯指名批评了内阁中联盟党阁员延斯•施博恩(Jens Spahn)和霍斯特•泽霍夫(Horst Seehofer)。她向媒体表示:“卫生部长施博恩在自以为聪明机灵的访谈中把德国国内状况讲得一塌糊涂。但此前,他应该操心一下他本身的工作。此外,这里还要顺便提一下,13年以来内政部一直是由联盟党掌管的。”言下之意,施博恩自己所在的联盟党本身要对此负责。

      从目前来看,虽然社民党人、副总理兼财长奥拉夫•肖尔茨有意成为2021年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但作为党主席的纳勒斯则有首选权。当然,迄今为止德国民众对这位社民党新党首仍抱有怀疑态度。4月23日公布的RTL/n-tv 电视台“趋势晴雨表”民调数据显示,眼下只有13%的德国人在直选时会选举纳勒斯担任联邦总理。民调机构福尔萨负责人曼弗雷德•戈尔纳(Manfred Güllner)认为,“安德里娅•纳勒斯至今还没有赢得大多数公民的好感。”因而,对于纳勒斯来讲,攀登总理宝座的路途还十分崎岖。

      但据此间媒体报道,在当年的高级中学毕业生年检里,纳勒斯就曾把“家庭主妇或联邦女总理”称作是自己未来的职业愿望。中国古语说:“有志者事竟成。”或许在下一届或者再下一届德国大选中,在与默克尔继承者争夺联邦总理一职时,社民党155年历史上首位女主席还真能圆自己少时的当总理梦。

    • Dr.Yuan hat den Blog-Artikel "窥视德国总理宝座的延斯•施博恩" geschrieben. 21.04.2018

      1. 保守势力的领军人物
      延斯•施博恩1980年5月6日诞生于北威州一个名叫阿豪斯-奥登施泰因(Ahaus Ottenstein)的市镇。他15岁就加入了联盟党青年联盟(Junge Union),两年后并成了基民盟党员。在2002、2005、2009、2013和2017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施博恩均是作为直选议员进入议会的。在2014年的基民盟党代会上,时年33岁的施博恩当选为基民盟联邦执委会委员。在基民盟内,施博恩现是保守派的领军人物。

      近年来,这位基民盟的后起之秀曾屡次与该党主席、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发生过冲突。而其中最让后者下不了台的则是2016年12月6日的基民盟埃森党代会通过废除双重国籍决议一事。

      2014年,联盟党和社民党曾就一项有关双重国籍的法律草案达成过妥协。按此规定,移民家庭的子女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在德国生活至少8年或在德上学至少6年等,就可在21周岁之前自行选择申请双重国籍。而在那次党代会上,联盟党青年联盟却提出了一项否定双重国籍的提案。时任内政部长的托马斯•德梅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在会上提醒道,推翻一项妥协方案并非明智。他并声称,这还伤害了那些相关的在德国长大的年轻人。

      但延斯•施博恩却在代表们的欢呼声中慷慨激昂地说道,在一个执政联盟内人们当然不得不作出妥协,“但我们这里是在一个党代会上”。他并声称,要求青年人作出有意识的决定并非是无理要求。正是在基民盟联邦执委会成员施博恩等人的支持下,这次党代会在违背默克尔的意愿下通过了废除双重国籍的决议,从而也就推翻了联盟党与社民党此前达成的妥协方案。

      此间有媒体曾认为,这已不再是默克尔作为党主席在给自己的党指明方向,而是党内多数人在一个中心议题上确定了该党主席必须遵循的方针。虽然默克尔在这次党代会后表示,她个人认为这个决议是错误的,且在选战中也不会引入这个议题,但不得不指出的是,这是默克尔自担任总理以来还从未有过的权威丧失。

      更让默克尔感到纠结的是,在那次埃森党代会上,基民盟已开始明显右倾化。她本人在那次会上所说的“你们必须帮助我”这句话已经留在了人们的脑海之中。埃森党代会就禁止穿戴蒙面罩袍、就国内安全、就移民和废除双重国籍等议题所作出的决议正是默克尔为获得自己所在党的支持付出的代价。

      但默克尔显然不愿让党内右翼势力左右自已。据此间媒体报道,德国政府核心当时已表态,默克尔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并指出,一旦基民盟要倒回成保守党派的话,那么“它就必须为自己物色一个适应这种纲领的人选”。当然,总理府已保证,事情还未走到这一步。但从那里显然已谈起默克尔可能会掼纱帽这一点就可看出,女总理当时是非常认真对待所面临形势的。

      直至今日,默克尔仍对埃森党代会这一幕记忆犹新。拙文《默克尔的“女王储”》曾提到《明镜》周刊对此的一段评论。该周刊称,默克尔特别担心,基民盟内保守派领军人物延斯•施博恩“将会带领基民盟向右转,从而会毁掉自已在总理任期内所取得的伟大成绩”。

      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寥寥数笔就把其前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8年的任职时间从历史上勾销就是前车之鉴。默克尔并不想重蹈奥巴马的覆辙。

      2. 喜结连理的同性恋者
      但施博恩这位基民盟保守派领军人物却是个矛盾体。虽然施博恩持有保守主义立场: 他主张禁止穿戴蒙面罩袍, 反对双重国籍, 并不赞成德国餐厅侍者讲英语,但现今37岁的施博恩却是一位同性恋者: 自2013年4月起,他就与德国杂志《Bunte》 记者丹尼尔•冯克(Daniel Funke)同居。施博恩并是《婚姻平权法案》的先驱。

      2017年6月30日,德国联邦议会以393票赞成、226票反对通过了《婚姻平权法案》,正式赋予同性伴侣合法缔结婚姻关系、收养孩子等权利。 在表决时,施博恩所在的联盟党议会党团内的多数人投了反对票: 在304位联盟党议员中只有75位投了赞成票,而施博恩就是其中之一。

      在表决前夕,施博恩在媒体上撰文写道:“对于我一个基民盟党员来说,随着周五的表决也将会完成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这正是因为我是一个持保守价值观的人, 因而我希望两个男士或两个女士也能彼此说ʻ是的,我愿意ʼ并缔结良缘。如果两个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地向国家表示,在一生中,无论在美好还是艰难的时间里,两人将承担一切后果在财务和关怀上相互承担责任,那么两人正是按照可靠、责任上的自由以及团结这些公民价值观生活在一起的,而正是为了这种价值观我才加入基民盟的。”

      施博恩声称:“我经常听说允许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结婚将会是对家庭进一步的打击。但这是为什么呢? 真会有人相信,当两个男士结婚在德国会少生一个孩子? 或者因此而少了一对决定结婚的男女? 而情况正好相反:在20和30年前还被左派人士作为陈旧、庸俗和顽固所唾弃的婚姻制度现正经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复兴。如同荷兰皇家壳牌公司青年调查报告(Shell-Jugendstudie)所显示的那样,正是在年轻人那里,婚姻又变得时髦了。对于公民政策来讲,这里面隐含着巨大的机遇。”

      施博恩认为,在过去超过15年的时间里逐步在法律上给同性性伙伴关系和异性性伙伴关系相同权利的做法甚至是件好事。这是因为接受程度正随着每一步在持续上升。

      在2017年10月1日德国《婚姻平权法案》正式生效后,施博恩随即与其同性恋伙伴丹尼尔•冯克于同年12月22日在埃森的博贝克宫正式结婚。埃森市长托马斯•库芬(Thomas Kufen)主持了婚礼。

      在其他一些方面,施博恩也持有自由主义的观点。譬如,他对医学领域数字化颇有研究, 并与他人合著有《大夫应用软件: 数字医学让人活得更健康》(App vom Arzt: Bessere Gesundheit durch digitale Medizin)一书。此间有媒体曾评论道,对立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施博恩身上是融为一体的。

      3. 屡挑争端的政治新星
      施博恩喜欢挑起争端来引人注目。10年前,当大联合政府决定在计划外提高一次养老金水平时,施博恩竟然把其称为“选举礼物”。他并指责退休人员对此事是不会满足的。

      当时所发生之事可形容为:“排山倒海式的批评接踵而来”。施博恩的电子邮箱爆满,退休人员将他称为“没有教养的小伙子”,并要求他“闭嘴”。当时只有28岁的施博恩此前已两次进入联邦议会。而基民盟内老年人联盟此时却要设法阻止他2009年再次当选为联邦议会议员。这种情势显然使他感到震惊。短时间内,施博恩也确实对自己大声说出令人不愉快的事实真相是否明智这一点产生过怀疑。 但随即他又我行我素,继续这样做下去了。

      而事实上,特别是在基民盟内,确实很少有人会像施博恩那样不断挑起事端的。施博恩现在已经能估计到人们对他的言论作出什么反应了。如果这位基民盟党人声称,事后服避孕药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或者他批评道,在柏林新克尔恩这一“问题区”里英语讲得太多时,他早就预料到会遭到激烈的抨击。施博恩不是在回避,而是在寻找冲突。

      就在这次宣誓就职卫生部长前夕,施博恩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又警告不要低估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 并声称:“ ʻ哈茨四号ʼ失业救济金并不意味着贫困,而是我们互助共同体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的。”此言一出,再次引发激烈争论。左翼党认为,这一评论“冷酷无情和想出风头”。该党甚至要求施博恩放弃就任新政府卫生部长。甚至连基民盟总书记安内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和社民党总书记拉尔斯•柯林格贝尔(Lars Klingbell)也批评了施博恩的这番言论。

      此间媒体已给了施博恩一个“故意挑衅者”的雅号,从而较为贴切地刻画了这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基民盟政治家的性格。

      这次,基民盟主席和联邦总理默克尔把施博恩招进内阁,是对后者的一种的认可。施博恩在基民盟内已变得如此有影响力,以至于默克尔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这一步骤。现今,施博恩已成了新任卫生部长。这是他熟悉的领域。施博恩曾担任过6年之久的联盟党议会党团卫生政策发言人。在这段时间里,他熟悉和了解了该领域中相当复杂的课题。据称,在施博恩之后,联盟党内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执着地工作过。

      2013年,施博恩代表联盟党曾与社民党就组阁协议中“卫生和护理” 这一章节进行过谈判。因此,这位新任卫生部长熟悉卫生系统的每一个细节,并知道自已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由于目前医疗保险公司财务状况非常好,因而,有别于他的前任赫尔曼•格罗厄(Herman Gröhe),施博恩不必再要求这些保险公司节省开支。此外,自2015年起,施博恩还担任过财政部议会国务秘书,因而,他也知道一个政府部是如何运作的。

      这位新任卫生部长并深知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上任后,施博恩在德国护理年会上致开幕词时甚至声称,他可以设想将自己主管的卫生部改名为“联邦卫生和护理部”。施博恩并要求护理部门与他就最好的解决方案进行争论。此前,这位卫生部长还对部里的新同事们大声说道:“我有时需要针锋相对的辩论。”他表示,没有什么比所有人的想法都相同更无聊的事了。施博恩宣布要把就诊等候时间作为一个专题来处理。同时,他还声称,从他就职的时刻开始,数字化就应该是一个重点。

      由于这次劳动和社会部长的职位继续归社民党,因而,卫生部就给了施博恩凸现联盟党社会政策特色的机会。施博恩可以表明,他是如何来理解公正地对待数代人的政策的。为此,施博恩可能会再次与退休者甚或基民盟内代表雇员利益的派系发生争论。这似乎已成定局。

      施博恩和格罗厄这两个姓氏在基民盟内曾代表着两个阵营。当四年前施博恩与默克尔的追随者格罗厄竞选基民盟联邦执委会委员并最终将后者排挤出该党领导圈时,他打出了自己作为新生力量的牌:“一位40岁以下的人进入党的领导层无伤大局。” 与此同时,他也增强了自已作为默克尔批评者的声誉。

      自此以来,施博恩就懂得如何利用执委会这一平台来为自己造势。他不仅对卫生政策,而且还特别对难民危机、移民及其融入等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施博恩要求禁止蒙面罩袍和推出伊斯兰教法,并主张在学校里传授“价值观和道德观”。

      虽然默克尔不久前已声明她要做满四年任期,并把党主席和总理职务同时抓在手里,但为了安排好交接班,她可能不得不在任期内放掉一部分党主席的权力。

      从目前的布局来看,默克尔将会让克兰普-卡伦鲍尔来接任这部分工作,而这一安排将会使施博恩在与克兰普-卡伦鲍尔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身在内阁的施博恩不易展开基民盟内部的权力之争。加之,他与克兰普-卡伦鲍尔的起点不同。克兰普-卡伦鲍尔先前已担任过州长职务,颇受民众的爱戴,且在基民盟内人气也相当高,而施博恩则还需要通过自己的业绩来赢得选民及党内的认可。

      《明镜》周刊称:“默克尔认为施博恩是他这一代人中最聪明及最好斗的政治家之一。但他顽强表现自己的做法使她精神上受不了。”这次,默克尔在党内的压力下最终挑选施博恩入阁, 给了这位政治新星积累经验、施展才华的机会。但卫生部长一职在内阁中并非关键职位。因而,施博恩可能还得等待一段时间。毕竟与55岁的克兰普-卡伦鲍尔相比他现今还只有37岁。

      在英国脱欧公投结束后,英国三大报之一的《卫报》(The Guardian)在其国际版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延斯•施博恩: 可能取代默克尔成为联邦总理的人》。该文表明,施博恩早已引发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位德国政坛新星真可谓来日方长, 前程无量。

    • Dr.Yuan hat den Blog-Artikel "德国在对俄制裁问题上的纠结" geschrieben. 14.03.2018

      袁杰博士
      2018.03.01

      德国东部五州州长要求放松对俄制裁。这是因为与西德相比,东德在经济上因制裁而受到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但乌克兰驻德大使对此作出强硬反击,强调了制裁的作用,并要求具有“战略上的耐心”。对俄制裁将成为德国新政府处理对俄关系中的一大难题。

      东五州州长的质疑

      自从欧盟2014年对俄国实行制裁以来,德国与俄国的关系就相当糟糕。

      但在对俄关系方面,德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许多西德人对俄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兼并克里米亚一事持批评态度,并支持欧盟的制裁措施,而许多东德人则对俄国持友好态度。

      从勃兰登堡州到萨克森州的政界人士都希望改善与俄国的关系,而企业家们则要求结束对俄制裁。

      1月29日, 德国东五州州长在柏林举行了会晤,并对联盟党和社民党当时正在洽谈的组阁协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其中,这些州长们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削减对俄制裁。

      虽然这些州长们分属于各个党派,但在要求放松制裁问题上却持相同立场。会晤后,基民盟党人、萨安州州长赖纳•哈泽洛夫(Reiner Haseloff)就表示,莫斯科在克里米亚或乌克兰东部违犯了国际法,这一点不会引起争议。但他声称,当然同样正确的是,制裁在政治上至今没有带来任何东西,而东德受到的打击尤甚。因而哈泽洛夫强调:“我们要将此作为紧急话题与女总理进行商谈。对于我们这涉及到生存问题。”社民党副主席、梅前州州长曼努埃拉•施韦西希(Manuela Schwesig)也同意这种看法,并宣布将要在今年重新举办“俄国日”活动。

      左翼党人、图林根州州长博多•拉梅洛(Bodo Ramelow)此前就认为制裁是“一匹死马,骑在这匹马上人们前进不了”。他认为乌克兰危机是不能“通过由我们企业负担费用这种象征性政策来解决的”。

      社民党人、勃兰登堡州州长迪特马尔•沃伊德克(DietmarWoidke) 也在为与俄国进行对话作宣传。他表示:“我们必须并且打算为了和平相处的利益而进行合作。”

      在萨安州,基民盟、社民党和绿党还共同呼吁:“继续与俄国进行对话。”而在图林根州,左翼党、基民盟、社民党和绿党则强调“要使与俄罗斯联邦的关系正常化”。当然,在这两个州的州议会中,各政党也指出了制裁的原因。图林根州议会就声称,旨在和平解决乌克兰东部冲突的《明斯克协议》中的条款必须得到满足。

      而新五州的政界人士之所以会采取上述立场,是因为该地区的企业界对此提出了强烈要求。

      举例来说,2014年,当欧盟开始对俄国实行制裁时, 萨克森州企业销售到俄国的商品价值达11亿欧元。而到2016年时,该销售额只剩下6亿5千9百万欧元, 几近腰斩。在萨克森州最重要贸易伙伴国排名中, 俄国现只排在最后几位之中。

      根据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14年到2016年,德国从俄国的进口额从382亿欧元降至267亿欧元,其中:东德地区降幅达50%(133亿→67亿欧元),而西德地区则为20%(250亿→200亿欧元); 出口额则从211亿欧元降至151亿欧元,其中: 东德地区降幅达31%(29亿→20亿欧元),西德则为28%(182亿→131亿欧元)。由此可见,与西德相比,东德因制裁而受到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

      因而,东德五州的企业界为了自身的利益迫切希望改善与俄国的关系。

      赫尔曼•温克勒尔(Hermann Winkler)是欧洲议会内东德基民盟议员的发言人,长期以来他一直致力于结束对俄制裁。据《明镜》周刊称,在联盟党和社民党的试探性会谈结束后,温克勒尔曾查阅了会谈的结果,并感到非常失望。这是因为虽然文件长达28页,但竟然没有一句话提及对俄政策。“一切又是坚定地向西欧看齐。这是一个失误。”温克勒尔随即把希望寄托在联盟党和社民党随后要达成的组阁协议上。按照他的想法,或许该协议还会涉及结束对俄制裁这个话题。

      而东德人在对俄制裁问题上持有上述立场, 也是有一定缘由的。萨克森州经济部长马丁•杜利希(Martin Dulig)就认为俄国被许多东德人视为西方的牺牲品。因而,一些人就站到了俄国人的一边

      数年来,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一直坚持对普京采取强硬立场。东德五州州长的表态是向默克尔所推行对俄政策发出的一个强烈警告。

      乌克兰大使的反击
      乌克兰驻德国大使安德烈•梅尔尼克(Andrij Melnyk)则对东五州州长的上述举措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向德国报界表示,这种要求“不仅是轻率和自私的, 而且对欧洲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种愿望得以实现的话,这“将意味着德国外交政策已宣告破产”。

      自欧盟对俄实施制裁以来,不仅是东五州的企业受到负面影响,而且德国企业界整体一直抱怨制裁带来的巨大损失。但乌克兰大使则不同意这种看法, 并指出德俄贸易量最终还是大大增加了。这是因为根据联邦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 2017年1至11月,德国对俄出口增加了20.4%, 达到241亿欧元。

      梅尔尼克表示: “因此,五位州长的论据具有误导性,同样将人引入歧途的还有所谓制裁是没有作用的这一论点。”这位乌克兰大使认为,制裁措施“对普京个人及其最亲近的寡头政治氛围”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压力”。梅尔尼克声称,如同在伊朗问题上那样,人们需要“战略上的耐心”。

      此前,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钦科(Vitali Klitschko)1月初应邀参加了联盟党议会党团基社盟议员小组的一次会议。 在会上,这位昔日的拳王也表示支持对俄实施制裁。 按照克利钦科的观点,制裁发挥出了“强大的作用”。

      但在德国政坛上,不仅是东五州州长主张放松对俄制裁,而且朝野内许多政党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早在2017月1月底,基社盟主席霍斯特•泽霍夫(Horst Seehofer)就赞成很快结束对俄制裁。他甚至声称:“对俄制裁应该在今年结束。俄国也应该回归G8圈。”泽霍夫并向媒体表示:“在兼并克里米亚等问题上,我们不得不从20世纪的阵营思维中走出来,而同时我们又必须努力建立良好的经济关系。” 泽霍夫还表示,德国“同时与美国、俄国和英国”发生争吵, 是自不量力。

      自民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内尔(Chrisitian Lindner)去年7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同样明确表示:“我们必须走出死胡同。一方面,我也赞同坚定性,那就是支持我们的东欧北约伙伴国以及将对美关系置于优先地位。 另一方面, 必须要有主动提议,以便普京可以不失面子地改变其政策。不要等到《明斯克协议》条款得到完全满足后才解除制裁。部分进展也必须得到奖励。” 但这并非是现今欧盟的立场。2015年3月,欧洲理事会曾将制裁期限与全面实施《明斯克协议》联系了起来,因而排除了逐步削减制裁的可能性。

      而林德内尔的上述提议就是对欧盟立场的挑战。他并指出:“我们应该力图使对俄关系出现松动。欧洲的安全和福祉同样取决于与莫斯科的关系。这里要说出一个禁忌来,那就是: 我担心人们将不得不把克里米亚视作持久的权宜之计。” 明眼人可以看出,林德内尔在这里就是要试图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打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一个禁忌。

      自民党副主席沃尔夫冈•库比奇(Wolfgang Kubicki)近期也表示:“只有当制裁起作用时,它们才有意义。如果人们知道,对方或多或少经受得住这种制裁时,那么就是胡闹。”库比奇还声称,如果人们相信,只要足够长时间地实施制裁,俄国就会在某个时候不情愿地把克里米亚交出来,这是幼稚的。因此,他要求“从制裁文化重新回到对话文化上来”。

      社民党人、外交部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则一直强烈主张, 一旦俄国准备作出让步,至少可以逐步削减制裁。

      左翼党在对俄制裁问题上也持反对态度。今年2月1日联邦议会还就该党的一个题为“与俄国缓和 ─ 不延长对俄制裁”的提案进行了辩论。在该提案中,左翼党要求联邦政府在欧盟内为不再延长对俄经济制裁发挥作用,“因为这种制裁既不瞄准目标又无经济意义,且更多是引起而不是解决问题”。

      现只有基民盟(当然,即使在基民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部分东五州州长就是基民盟党人)和绿党还坚持要求通过制裁对俄国施加压力。这就是目前德国各政党在对俄制裁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德国新政府的难题
      2月7日,联盟党和社民党已达成组阁协议。一旦社民党基层表决通过该协议的话,第四届默氏政府将可建立。但对俄制裁问题将成为新政府处理对俄关系中的一大难题。

      上述组阁协议专门提到了对俄国的政策。协议强调:“俄国是我们最大的欧洲邻国,我们要与其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ZE)原则基础上确保欧洲的和平、民族国家边境的完整性以及所有国家的主权。”“俄国通过其违反国际法的对克里米亚的兼并以及在乌克兰东部的介入破坏了欧洲的和平秩序。目前的俄国对外政策要求我们特别给以关注并具有灵活性。”协议随即提到《明斯克协议》,指出:“德国和法国将会致力于解决乌克兰东部的冲突以及推动《明斯克协议》的实施。而这种努力的重点将首先放在遵守乌克兰东部的停战协议, 并从该地区撤出所有重型武器以及一切武装部队。”紧接着协议还声称:“在实施《明斯克协议》时,我们准备削减制裁,并将为此与我们的欧洲合作伙伴进行对话。”

      在该协议中,联盟党和社民党并强调:“我们对俄政策的目标依然是回归到建立在相互信任及和平的利益均衡基础上的关系,这又将使双方能成为紧密伙伴。”言辞恳切,改善对俄关系的愿望跃然纸上。

      而这实际上延续了外长加布里尔去年12月5日在柯尔伯基金会(Körber-Stiftung)2017年外交政策论坛上的讲话精神。加布里尔当时指出: “在持续停火实现后,我们欧洲人可以帮助重建顿巴斯[乌克兰东部的一个地区─笔者注],并可以走出削减制裁的第一步。这虽然并非最终解决乌克兰冲突,也还远远没有实现《明斯克协议》的条款。但无论如何将会是一个突破,并朝着新的对俄缓和政策走出的很大一步。”加布里尔接着又声称:“明白无误地是,如今不会再有德国的东方政策,但绝对要有欧洲的东方政策。只有当我们与中东欧的北约和欧盟新伙伴在一起时,我们才能塑造成功的东方政策。”

      虽然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已放弃担任新政府中外交部长一职,加布里尔也很难保住自己的外长职位,但按照联盟党和社会党这次达成的组阁协议,该外长职位仍将由社民党人出任。因而, 即使加布里尔不担任外长,其接班人也很可能“萧规曹随”,仍按加布里尔定下的基调来行事。毕竟,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新东方政策是社民党的信条,并曾让联邦德国突破外交困境, 此外,社民党也深知在对俄政策上的德国民意。因而,组阁协议中定下的对俄政策基调将决定德国在对俄制裁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那就是即使《明斯克协议》未能得到全面贯彻,但只要在乌克兰东部能持续实现停火,则德国将在欧盟内推动削减对俄制裁。这将是一个保留欧盟和俄国双方面子、给双方台阶下的一种做法。

      当然,在德国政坛上,至今国际事务一直是由默克尔唱主角的。在乌克兰问题上,她是德国、法国、俄国和乌克兰四方所签《明斯克协议》的主导者之一。欧盟对俄制裁的主要推手也是这位德国女总理。而欧盟今年是否会再次延长7月31日到期的对俄经济制裁,最终还将取决于德国和法国的态度。

      从目前来看,由于克里米亚等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因而一旦默克尔这次获得连任, 她大体将会延续至今的对俄政策。但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如果乌克兰东部能实现停火,则在对俄制裁问题上默克尔的态度可能会有所转变,德俄关系也会相应出现一些转机。

    • Dr.Yuan hat den Blog-Artikel "默克尔与科尔的关系一言难尽" geschrieben. 29.07.2017

      在1989年秋季这个历史关键时刻,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成了“德国统一和欧洲联合的开路先锋”(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语)。正是在这一历史巨变的推动下,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并开始了她的从政生涯。而也正是在科尔的提携下,她在德国政坛平步青云,一路晋升,因而在当时被称为“科尔的女孩”。20世纪90年代末, 科尔陷入政治献金丑闻,且拒绝讲出捐款人姓名。此时, 默克尔在《法兰克福总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撰文,给了他致命一击。科尔随即被迫辞去基民盟名誉主席的职位。其后,虽则默克尔和科尔表面上和解,但实质上两人最终未能言归于好。在科尔逝世后,其遗孀麦珂·科尔-雷希特(Maike Kohl-Richter)为科尔葬礼仪式所作的安排是对默克尔的一种报复。

      科尔的女孩

      历史学家和赫尔穆特·科尔的传记作者汉斯-彼得·施瓦茨(Hans-Peter Schwarz) 曾对科尔的功绩评价道:“从历史角度来看,与作为政党领导人取得的成就相比,份量重得多的是统一总理的功绩。”在1989年秋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科尔正担负着一个德国联邦政府领导人的重任。这确实是科尔生平中的一个政治机遇。历史学出身的科尔凭着该专业人士的直觉,在两德统一的关键时刻,几乎正确地做了该做的一切。当然,他也是较晚才认识到两德完全统一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从当时的国际氛围来讲, 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早就认定科尔是可信赖之人, 因而对他表示了支持。科尔并很快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并非真正赞同两德统一。为此,科尔就采取迂回战术,允诺把统一后的德国更坚实地纳入到欧洲框架内,最后甚至以牺牲德国马克来换取两德统一。

      当然,科尔本人否认了后一条举措。在其暮年出版、几乎成了他绝唱的《忧心欧洲: 我的呼吁》(Aus Sorge um Europa: Ein Apell)中,这位德国前总理否认了“一旦我们德国人获得两德统一,我们就放弃德国马克,并引入欧洲共同货币”这种说法,否认了自已曾与密特朗做过一笔用德国马克来换取德国统一的交易这种谣传。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放弃德国马克这一举措对实现两德统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科尔就把两德统一与欧洲一体化事业结合了起来, 并使他继法国人让·莫内(Jean Monnet)之后成了第二个获得“欧洲荣誉公民”称号的人。此后,获得这一称号的还有法国人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而科尔则是至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德国人。

      科尔本人深知德国统一和欧洲一体化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他曾表示:“德国统一和欧洲联合是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

      德国外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在科尔去世后撰文指出:“在[柏林]墙倒塌后的数月中,科尔成了德国统一和欧洲联合的开路先锋。没有他就既不会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不会有欧元。作为和平德国的保证人,他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

      正是在这一历史巨变的推动下,原民主德国物理学家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并开始了她的从政生涯。在1990年12月举行的德国统一后首次联邦议会选举中,默克尔当选为联邦议会议员。

      被誉为“统一总理”的科尔赢得了这场议会选举的胜利。在选举前, 他曾在1990年11月约请默克尔去波恩总理府面谈;选举后,科尔出乎意料地任命她为妇女和青少年部长,默克尔成了科尔新内阁的成员。在此后一届的科尔内阁中,默克尔还担任过环保部长。

      默克尔是在民主德国成长起来的。在当时的波恩基民盟总部内,她几乎没有什么人脉。默克尔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平步青云,一路晋升,这完全是科尔的一手栽培,她因此而被称作“科尔的女孩”。

      1998年9月,科尔在连续执政四届后依然无意让位, 自己再次出面竞选,最后败北。1998年11月7日, 被称为科尔“王储”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接替科尔担任基民盟主席, 默克尔随即被任命为基民盟总书记。

      致命的一击


      1999年12月16日,赫尔穆特·科尔自己从神坛上摔了下来。直到那天,他实际上早已从1998年联邦大选受挫,从而被迫结束自己16年总理生涯这段政治低谷中恢复过来。德国电视二台“政治晴雨表”民调显示,科尔得到了自己在总理任上从未获得过的认可。作为基民盟的名誉主席他又活跃地参与到现实政治中去。这使时任基民盟主席的朔伊布勒、总书记默克尔等党内高层人士倍感烦恼。 但这一切均于1999年12月16日告终。

      在那天晚上的德国电视二台(ZDF)电视节目“科尔先生,现在怎么办?”中,在谈到数周前揭露出来的基民盟接受政治现金一事时,这位德国前总理主动承认自己曾收受过捐款,并未按德国《政党法》的规定进行申报。科尔表示,他在1993至1998年间接受了“150至200万马克”的捐款,并指出,没有支票,总是现金,且从未为私人所用,总是用于政治活动。但令人气愤的是,科尔断然拒绝讲出他所认定的那些捐款人的姓名。这位德国前总理为此提出的理由是,他已用名誉担保不提此事。科尔声称:“我不打算讲出捐款人,因为我对这些人已作了承诺。”这当然符合科尔对忠诚的理解,但也使他自己在基民盟内“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约阿希姆·施托滕贝格[Joachim Stoltenberg]语)。

      此时,时任基民盟总书记的默克尔敢说敢干,走得最远。1999年12月22日,默克尔在《法兰克福总汇报》上撰文,批评科尔拒不透露捐款人姓名的态度,并要求基民盟割断对科尔这类“经验丰富老手”的依赖,走独立的路。

      科尔拒不讲出捐款人姓名之举损害了基民盟的利益,并导致他与默克尔的关系走向破裂。在默克尔等人的推动下,2000年1月18日,科尔不得不辞去基民盟名誉主席的职位。在以后数年中,他便怄气地隐居起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默克尔60周岁生日之际,施特凡·黑贝尔(Stephan Hebel) 2014年7月17日在《法兰克福评论》(Frankfurter Rundschau)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一个多面女士》的文章中,曾把她称作是“谋害科尔的ʻ凶手ʼ ”。

      《明镜》周刊(Der Spiegel)在科尔去世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科尔的眼中,默克尔是他从无名政治新手的汪洋大海中打捞出来,而作为感恩又在捐款丑闻的黑暗时刻把刀刺入他背脊的女士。”

      此后,朔伊布勒本人也因陷入政治献金丑闻而辞职。2000年4月10日,默克尔接任基民盟主席。2005年9月起,她担任联邦德国总理至今。

      虽则基民盟和科尔后来作了和解,为了庆祝科尔75岁的生日,基民盟2005年4月12日还为他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历史博物馆举办过盛大的仪式,基民盟主席默克尔等人并致了词,但科尔和默克尔的关系也仅限于在公开场合维持和解形象而已。从科尔的至亲好友圈子那里人们可以获悉,默克尔和科尔自后者辞去基民盟名誉主席后从未再言归于好。在过去数年中,科尔和他的第二任夫人麦珂·科尔-雷希特还一再含蓄地表达了他们对默克尔所推行政策的不满。

      科尔曾表示:“在我本人的党内,我对我曾给了最大帮助的那些人最为生气。”据约阿希姆·施托滕贝格的分析,安格拉·默克尔和科尔的“王储”朔伊布勒也被科尔认定属于此类人。施托滕贝格认为,科尔之所以对党内对手也不加宽恕,是因为他简朴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对科尔而言,只有朋友和敌人,忠诚和背叛。而按照这位德国前总理的观点,后者是最可恶的。科尔所要求的是“无条件的忠诚”。

      逝去的伟人

      2017年6月16日,科尔与世长辞。科尔去世后,为了缅怀他对欧洲统一大业作出的贡献,欧盟决定为他举行“欧盟葬礼”。在追悼会上,致词者名单中有欧盟议会主席安东尼奥·塔亚尼(Antonio Tajani)、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德米特里·阿納托利耶維奇·梅德韦杰夫 (Дми́тр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据《明镜》周刊报道,科尔的遗孀科尔-雷希特原本不愿让默克尔在追悼会上致词。相反,她却要让默克尔难民政策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班(Viktor Orbán)作为致词者。后在《图片报》(Bild)前主编凯·迪克曼(Kai Diekmann)等人的劝阻下,她才放弃了这一想法。

      在科尔上述《忧心欧洲: 我的呼吁》匈牙利文版开始销售之际,2016年春季,科尔曾在自己位于奥格斯海姆(Oggersheim)的住处热情接待了来访的匈牙利总理奥班。此前,科尔为该书匈文版所写前言已公开发表。在前言中,科尔指出,欧洲不能“成为世界范围内数百万贫困民众的家园”。他认为,解决办法在这些民众的来源地区,而不在欧洲。而这位匈牙利总理也曾将默克尔推行的难民政策指责成“道德帝国主义”。因而,人们可以把科尔当时的这一举措理解成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抗议照会”。

      撇开个人恩怨不谈,默克尔所推行的欧洲政策的确不同于科尔。在欧盟近年来所遇到的数次危机中,经常还会听到这一个问题:“假如科尔当政的话,他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人们不时还流露出对这位德国前总理的怀念。

      乌尔里希·菲希特纳(Ullrich Fichtner)在《明镜》周刊上撰文指出:“默克尔的德国已不再是科尔时期的泛欧强国了。在科尔任上,[德国]联邦政府和布鲁塞尔的常任代表把自己看成是欧洲中小国家的管理人,德国曾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伙伴,其软实力是强大的。”

      菲希特纳指出,默克尔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是建筑在民族国家实力和优势上的,第二位才是合作和持续的磋商”。为此,他提到了三个例子:其一是难民政策,其二是能源转型,其三是声名狼藉的“紧缩政策”。“在这三个事例中,德国的决定对其他国家意义重大。对于科尔来说,这就意味着要让其他国家一起来作准备和安排,他可能甚至还会征得这些国家的同意和允许。”在科尔任上,德国不会依仗自已的强势而采取一国单独行动的做法。这也是人们现在怀念科尔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德国,卓越的国务活动家逝世后,国家通常都为其举行国葬仪式。但科尔是至今仅有的三名“欧洲名誉公民”之一,因而,按照科尔遗孀的想法,不在柏林举行德国国葬仪式,而要在斯特拉斯堡举行“欧盟葬礼”。据科尔周围的人称,举行“欧盟葬礼”也是这位德国前总理本人的意愿,但为此并没有一个由他签署的书面文件。

      当然,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强调,在斯特拉斯堡举行追悼仪式是科尔明确的愿望。“这一愿望必须得到满足。”

      默克尔本人则力求把这一葬礼仪式列入一个德国-欧洲的总体框架之中。她表示:“此后,我们将陪送赫尔穆特·科尔回到德国。”这样就走了一条迂回之路,“从ʻ欧洲荣誉公民ʼ成了ʻ统一总理ʼ ”。当然,在科尔-雷希特原来设想的葬礼致词人名单中,竟然没有一个德国人,却有匈牙利总理奥班,这的确让这位德国女总理感到匪夷所思。

      此后,科尔-雷希特曾通过自己的律师对《明镜》周刊有关她最初不愿让默克尔致词的报道作了否认。但《明镜》周刊的报道绝非空穴来风。这从7月1日在斯特拉斯堡为德国前总理科尔举行“欧盟葬礼”仪式的相关安排就可见一斑。

      虽然这次默克尔最终在该仪式上致了词,但实际上已成了一个边缘角色。 在2015年为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举行的国葬仪式上,她扮演的还是主角。而这一安排正是科尔遗孀科尔-雷希特秉承科尔的遗愿对默克尔施行的报复。

      《明星》周刊6月28日公布的一项委托福尔萨(Forsa)民意研究所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25%的受访者把科尔评为二战以来最伟大的总理,其后分别是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赫尔穆特·施密特(各19%)、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4%)、安格拉·默克尔(8%)、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4%)、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 )(2%)和库尔特·乔治·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0%)。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有过错和失误,赫尔穆特·科尔仍是一位伟人。今斯人已逝,人们将缅怀这位德国前总理为德国统一和欧洲一体化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 Dr.Yuan hat den Blog-Artikel "特雷莎·梅政治赌局失败之后" geschrieben. 15.07.2017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2017年6月8日提前举行议会下院选举, 原本想乘有利时机, 名正言顺地成为民选首相,并为其推行“硬脱欧”路线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但由于种种失误,这位英国首相输掉了这场政治赌局,从而使保守党失去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为了能以少数派政府形式继续执政下去,特雷莎·梅不得不求助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保守党内部现对这位英国首相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只是为了不让工党党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上台,且一时也找不到真正能取代特雷莎·梅的人,因而才让她继续留在台上。期间, 英国与欧盟的第一轮脱欧谈判已于6月19日如期启动。从目前来看, 虽然英国脱欧前景因梅这次受挫可能生变, 但总体来说仍是一个未知数。

      英国首相赌局失败

      2017年4月18日,特雷莎·梅宣布将于6月8日提前举行议会下院选举 , 从而为自己设下一场政治赌局。当时,在野党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保守党在民调中领先工党逾20个百分点。工党党首杰里米·科尔宾几乎已被打入冷宫。特雷莎·梅似乎已稳操胜券。她的如意算盘是:保守党在议会下院赢得更多席位,从而为她以“硬脱欧”为出发点来与欧盟谈判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特雷莎·梅要想名正言顺地成为民选首相。这位英国首相坚决推行“硬脱欧”路线,曾与苏格兰首席大臣尼格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发生过激烈争执。

      尼格拉·斯特金在推特上写道:“我是选出来的首席大臣,被明确授权推行独立公投。” 而“这位女首相至今不是被选举出来的。”在这里,斯特金打中了梅的要害。梅是在其他候选人退出竞选后以鼓掌通过方式成为保守党主席,并继而出任首相的。她所推行的“硬脱欧”路线,亦即告别共同市场及退出关税同盟,并未获得授权。为此,这位女首相心里一直耿耿于怀,无法释然。她一定要乘当时保守党和她本人人气颇高的有利时机获得这一授权。

      但特雷莎·梅打了一场极为糟糕的选战。她在选战中表现得软弱无力。她在选举纲领里提出了“老年痴呆税”,即拥有资产的老年人今后必须自己负担护理的主要费用,为此得罪了作为保守党铁杆选民的中老年群体。她反恐不力,大失民意。保守党领先工党的优势最后仅剩2.4%。前者在下议院中的席位从330席减少成318席,丢掉了12个议席。虽则保守党仍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已丧失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而工党则获261席,大增29席。梅输掉了这场政治赌局,她几乎失去了一切。此间有媒体甚至认为,历届保守党主席只要为其中一两项失误就会被赶下台。

      而这位女首相自己还想继续执政下去。大选后,她立即提出要在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支持下组建少数派政府的方案,并着手与该党进行谈判。这一方面显示出这位女首相临危不惧、当机立断的个性,但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特雷莎·梅采取这项举措是在愚弄英国民众,因为这位女首相先前所允诺的稳定局势由此已不复存在。英伦三岛前景不妙,且欧洲大陆也随之受累。

      6月21日,英国新一届国会开幕,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宣读了由保守党政府撰写的施政纲领,提到将力争最好的“脱欧”协议。由于保守党在议会并未拥有绝对多数席位,因而,为了确保议会在6月底前能通过该纲领,保守党已抢先一步于6月26日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达成协议。虽则双方并未正式组成联合政府,但民主统一党的十名议员将会在议会下院投票时支持特雷莎·梅的少数派政府。据报道,一旦议会不能通过这一施政纲领的话,特雷莎·梅将面临逼宫。

      联合王国政局难稳

      对于这次的议会选举结果,保守党议员极其不满。而只要有48个保守党议员联署,即可启动不信任动议,从而打响一场党主席争夺战。虽则特雷莎·梅暂时还能保住自己的职位,但人们预计在今年秋季的保守党党代会上可能会进行党首更迭。

      按照英国《太阳报》(The Sun)的一份报告,保守党高层目前肯定正在寻找一位新首相。但至少也要在6个月后才会设法让梅下台。因为不然的话,工党党魁科尔宾就有可能上台。在公开场合,保守党头面人物还不愿过早定下梅的未来。保守党议员戴维·琼斯(David Jones)就向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现在还无法说出到今年年底时特雷莎·梅是否还是政府首脑。但她“肯定是我们眼下所需要的最强领导人。”英国媒体认为梅正处在“深渊”(《泰晤士报》[The Times]语)边缘。《每日邮报》(Daily Mail)则声称: “保守党党员反对特雷莎·梅。” 政治博客“保守党之家”(Conservative Home) 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要求梅辞职,只有37%的人还支持她。被视作最有可能接她班的是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据报载,他已在幕后探究梅在保守党议会党团内是否还能获得足够的支持或者他本人出任首相的几率是否已经上升。选举后,他曾表示:“我们必须倾听选民的声音,并关注民众的担忧。” 这类表态决计谈不上是在向梅表忠心。当然,在局势尚未明朗之前,约翰逊还是声称:“我支持特莎·梅。让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工作吧!”

      当然, 保守党的当务之急是要防止工党党首科尔宾上台。在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下,特雷莎·梅的少数派政府现已开始正式运作。但此后一旦梅输掉信任投票,则这位工党党魁仍有组建少数派政府的机会。虽则由工党、自由民主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结成的非正式联盟是脆弱的,且在议会并未拥有足够多数的席位,但根据英国宪法惯例,在举行新大选之前,至少会给在野派首领组建政府的机会。而一旦重新举行大选,这将会是英国人三年内继2015年的英国议会选举、2016年6月的脱欧公投和2017年6月的英国议会选举后第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全民投票。英伦三岛将被折腾得国无宁日。

      从目前来看,保守党在如何对待梅的问题上还不得不三思而行。这是因为在这次议会选举后,保守党的声望还在继续下降之中。选举后所作的一项民调显示,保守党所获的支持率只有39%,而工党则为45%。而另一项调查结果更让梅的挑战者望而却步:只有25%的受访者希望外交大臣约翰逊来接替特雷莎·梅,而约翰逊已是最强有力的接班人,其他候选人的民调值更是惨不忍睹。

      在英国大选后,德国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Merkel)保持缄默。一位政府女发言人表示,默克尔“出于礼貌和尊重”暂且不对英国大选结果发表评论。但她的大联合政府合作伙伴就不那么客气了。社民党人、外交部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就声称,现在英伦三岛上的民众应该考虑一下退出欧盟的方式方法了。当然,在柏林几乎没人对英国人将会改变路线寄予过大希望。

      对于欧盟来讲,虽然大多数的欧盟领导人认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失败是自作自受,但所有人都明白,这一失败也将会影响到欧盟伙伴。即使梅“要坚持原定的时间表,但在布鲁塞尔还是有疑虑的”。在这次英国大选后,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就表态道:“我们等待着伦敦来访。”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则讲得较为含糊:“一旦英国作好准备, 脱欧谈判就可以开始。” 但不管怎么样, 脱欧条约的签订日期定于2019年3月29日。事先还要让27个民族国家的议会批准这一条约。如果为此需要花半年时间的话,那么结束对条约的谈判就只剩下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了。

      英“硬脱欧”或将变软

      当然,布鲁塞尔对特雷莎·梅坚持时间表颇为满意。英国与欧盟的第一轮脱欧谈判已于6月19日如期启动。当日晚,英国脱欧大臣大卫·戴维斯(David Davis)表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则表示,他不会把与英国人的谈判朝对抗后者的方向引导,并声称达成一个“公平协议”是有可能的。这位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并强调,首先将要就英脱欧所涉及民众的权利、向英国提出的财务要求以及其他“分手问题”进行谈判。第二轮谈判将于7月17日举行。双方还安排了此后8月28日、9月18日和10月9日等数轮谈判的日期。

      这次英国议会选举后,欧盟感到欣慰的是,英国“硬脱欧”的几率有望降低。这是因为: 一方面,保守党允诺退出共同市场和关税同盟的竞选纲领并未获得多数选民的赞同; 另一方面,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现在对此也有一定发言权,而该党党魁阿琳·福斯特(Arlene Foster)已经明确表态,她不愿让英国“硬脱欧”。

      从欧盟来讲,27个成员国已经统一了谈判立场。按欧盟的要求, 谈判将分两步走: 首先是要澄清脱欧问题,然后再洽谈今后的关系以及贸易协定。欧盟要求伦敦对诸如欧盟预算或养老金支付责任等财政义务进行确认。按非官方估算,这笔分手费的净值可达600亿欧元。反之,欧盟拒绝了英国对欧盟部分财产提出的要求。此外,欧盟还认为320万居住在英国的欧盟公民的权利应通过居留和工作许可以及欧洲法庭的管辖权得到保障。

      欧盟对英态度将会十分强硬,它无论如何要阻止伦敦“挑肥捡瘦”的做法。欧盟担心的是,一旦布鲁塞尔对英国人过分迁就,那么欧盟其他成员国就可能会学英脱欧的样,从而会使事态变得无法收拾。

      而从英国角度来讲,英国政府希望能同时谈妥脱欧和新自贸协定。但从目前来看,伦敦可能会接受欧盟分两步走的谈判方案。尽管在这次议会大选中受挫,英首相特雷莎·梅仍强调将会坚持“硬脱欧”的路线。当然,在许多问题上, 英国的立场尚未明了。但这位英国首相几乎不可能接受欧盟提出的高达数百亿欧元的分手费。

      现在,梅所在的保守党内部出于对经济的担忧也已经出现要求“软脱欧”的呼声。亲欧盟的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就公开要求梅仔细考虑一下她在移民问题上所持的过分僵化态度。哈蒙德认为,创造工作岗位要比减少移民人数来得更重要。哈蒙德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是与像空中客车公司那样的大企业一致的。该企业发言人就威胁道,一旦“英脱欧”给其职工入境造成困难,该公司将要把其大部分在英国的生产转移到国外去。这将会危及近10000个就业岗位。

      当然,另一方面,特雷莎·梅也受到来自保守党内部的种种压力,要求她坚持推行至今的“硬脱欧”路线。在这次议会大选后,“硬脱欧”路线支持者在保守党议会党团中仍然占多数。在这些支持者的眼里,对脱欧作出的三项允诺是不容谈判的,那就是: 退出共同市场,结束欧洲法院对英国的管辖权以及明显减少移民人数,每年不得超过100000人。

      因而,对于特雷莎·梅来讲,要在脱欧问题上协调保守党内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绝非易事。但她显然倾向于求得妥协。据报道,特雷莎·梅新内阁中有四分之三的成员被视作是亲欧盟的。因而,她至今坚推“硬脱欧”的立场有可能会变软。

      这位英国首相6月22日在欧盟峰会期间宣布,所有在英国正式脱欧,亦即2019年3月底时正确登记的欧盟公民都允许留下。在英伦三岛合法居留5年后,这些欧盟公民将享有与英国公民相同的医保、入学、社会救济和退休金的权利。梅表示,目的是要“尽最大可能保障那些在英国安家落户、追求事业和安排生活,并为我们社会作出如此多贡献的公民”。默克尔对此还是较为满意的。她表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 但还不是突破。”

      现今英国经济已受到沉重打击。通胀率达到了四年来的最高位。所预期的2017年的增长率已经很难达到。《明镜》周刊(Der Spiegel)评论道:“许多经济学家在脱欧公投后马上预料到的事情,看来延迟一年后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走下坡路,且结局未定。”
      但英国脱欧大臣大卫·戴维斯这次在布鲁塞尔依然强调会推行特雷莎·梅的“硬脱欧”路线。他表示:“我们将会离开共同市场和关税同盟。”
      在这次英国议会选举后,特雷莎·梅的命运未定,英脱欧的前景也变得更加不明朗: 虽则“硬脱欧”有可能变软,但总体仍是一个未知数。
      欧盟经济与货币事务专员约阿金·阿尔穆尼亚(Joaquin Almunia)日前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曾提及这次英国大选对英脱欧谈判的影响。他指出:“工党党首杰里米·科尔宾支持ʻ软脱欧ʼ,因而取得了比预期好得多的选举结果。而要求ʻ硬脱欧ʼ的梅女士的地位则遭到了削弱。”当被问及是否排除英脱欧走回头路的可能性时,阿尔穆尼亚竟套用了一部007影片的片名,回答道:“永远别说不可能!”

    • Dr.Yuan hat den Blog-Artikel "气候问题考验G20汉堡峰会东道主默克尔" geschrieben. 06.07.2017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下旬首访欧洲时,欧美在气候、贸易、难民等问题上出现难以掩饰的分歧。访欧后,特朗普随即宣布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从而使西方世界深陷分歧之中。特朗普首访欧洲,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凸现了美欧分歧,这是欧洲始料未及的。德国有媒体甚至把5月26日至27日在意大利陶尔米纳举行的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称作“意见不一的峰会”。这是因为,在此次峰会上,特朗普把他的选战口号“美国第一”当成了自己的行事准则。无论是讨论气候变化、贸易还是难民问题,特朗普都不把诸如《巴黎协定》这样的国际协议放在眼里。在气候问题上,特朗普在G7首脑会议上“以一对六”,拒绝对坚守《巴黎协定》作出承诺。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首脑会议上表示:“对于我个人来讲,一旦我们留在协定内,事情当然要简单得多。”但他声称,《巴黎协定》规定的义务将使美国工业界失去就业岗位,损害“美国第一”,因而美国退出该协定顺理成章。因此,访欧结束后,特朗普随即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从而使西方世界深陷危机之中。
        不过,即便特朗普如此我行我素,在即将到来的G20汉堡峰会上,作为东道主,默克尔仍将会对特朗普笑脸相迎。德国《明镜》周刊此前称,默克尔要在此次峰会上打造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气候联盟”,最好是19对1,以此孤立特朗普。据该周刊分析,与会的许多国家领导人并不愿意当面顶撞这位美国总统。即使在G7内,英国、日本和加拿大也已改变了它们在G7首脑会议上的立场。这就意味着,参会的“19”方的团结一致根本就是一个问号。现在,默克尔退而求其次,把希望寄托在19减X对1上。
        但即使出现这样默克尔退而求其次的局面,德国人其实也是不满意的,因为这个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民众并不愿意在气候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除了民众的不支持,默克尔想要和美国叫板还面临两大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一,尽管在特朗普胜选后美国民主党曾把默克尔称为“自由世界的最后捍卫者”,但德国国力毕竟有限,默克尔的政治抱负不得不受制于这一现实条件。其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都清楚地知道,因为所谓的共同价值观,欧洲终究是离不开美国的。马克龙曾针对欧洲是否应该寻找诸如像中国那样新伙伴的问题回答道:“既不是俄国、也不是中国、或一个其他大国像美国那样和我们联系在一起。”默克尔本人日前也明确表示,与印度或中国那样的亚洲伙伴的合作并不是针对美国的。这些表态实际上反映了欧洲人不愿和美国闹翻的心态。
        回顾历史,二战后德国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与美国分道扬镳。德国《时代周报》资深记者马蒂亚斯·纳斯曾在《时代在线》上发表专栏文章,对德美关系作了回顾,并提到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在华盛顿与波恩、柏林之间发生的数次争执。他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并非需要用他国来替代美国,而美国则要有人来取代特朗普。”
        世人常常说起的是,特朗普5月访欧后,默克尔掩盖不住自己的失望,曾表态道:“我们欧洲人必须把自己的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各国媒体对这一表态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另一点,即默克尔在作出上述表态的翌日,即通过她的发言人表示,她是“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铁杆支持者”。
        依笔者所见,对于气候问题,本次峰会可能会有三个处理选项:一是重申履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二是寻求妥协方案;三是根本不涉及气候问题,从而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推迟到2017年11月,届时在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3届缔约方大会(COP23)上再议此事。
        从目前来看,默克尔很可能会选择其中的第三个选项,这样可以在本次G20峰会上争取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与会领导人达成尽可能广泛的共识,使本次峰会取得成果。如此一来,默克尔既对内坚持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又可以对美国表明至今未对美国失去信心,还为推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留下后路。这不失为这位怀有宏大抱负的德国总理的聪明选择。
      (原载2017年7月4日《光明网》)

    • Dr.Yuan hat den Blog-Artikel "默克尔的万能武器" geschrieben. 03.06.2017

      联邦总理的大管家

      当安格拉•默克尔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基民盟内开始其仕途生涯时,她在党内主要依靠的是一批像她那样初涉政坛且尚未结帮成派的人, 其中包括诺贝特•勒特根 (Norbert Röttgen) 、 埃 克 哈特• 冯 • 克拉 埃 登 (Eckhart von Klaeden)、弗里德贝尔特•普弗吕格尔(Friedbert Pflüger)、 罗 纳德• 珀 法拉 (Ronald Pofalla)、 希尔 德加 德• 米勒 (Hildegard Müller) 等人。阿尔特迈尔是这批人中最后仅存 且最不随俗者。其他所有人早已不再属于这一系列。勒特根虽然还在,但早已失宠。
      早在 1974 年, 阿尔特迈尔就已加入青年联盟(Junge Union),1976 年并成了基民盟党员。自 1991 年起,他就是萨尔州基民盟执委会委员。从 2008 年起,阿尔特迈尔并担任了萨尔州基民盟副主席。此外,他还是基民盟联邦执委会成 员。
      这位法律学者曾先后在萨尔州立大学的国家法和国际法 教授那里以及该校欧洲研究所工作过。随后,阿尔特迈尔又成了欧盟委员会的官员。从形式上来讲,他至今还保持着这一身份,只是暂时停职而已。1994 年,阿尔特迈尔首次进入联邦议会。当时他只有 36 岁。阿尔特迈尔是基民盟内少数长期与绿党保持联系的议员。他与许多绿党成员至今彼此还以 du (你)称呼。绿党议会党团主席安东•霍夫莱特 (Anton Hofreiter) 属于该党左翼。他甚至请阿尔特迈尔在自己的新书发表会上致词。
      阿尔特迈尔并不是以坐直升机的速度,而是一步步向 上升迁的: 他担任过法律顾问,内政部议会国务秘书, 2009 年接替诺贝特•勒特根出任联盟党议会党团第一总管, 后又在第二届默克尔政府中担任过环保部长,在第三届默 克尔内阁中,他出任联邦特殊事务部部长兼总理府主任,成了默克尔的大管家。阿尔特迈尔似乎已登上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峰。人们不禁要问: 他还指望得到什么职位? 或许是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吗?
      在基民盟内,阿尔特迈尔属于现代化追求者。在新闻记者眼中,他善于交际,且熟悉网络。据德国《商报》(Handelsblatt) 报道,阿尔特迈尔是“第一批积极使用推特的顶级政界人士之一”。
      据报载,阿尔特迈尔至今在推特上已发出了 近万条推文, 并有超过 150000 个追随者。德国媒体和交际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其他政界人士相比,阿尔特迈尔“更感兴趣与追随者通过对话达成一致”。这位总理府主任在推特上所用的语言有英语、法语以及他在布鲁塞尔期间所学的弗拉芒语。阿尔特迈尔对涉及奥托•冯•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至魏玛共和国末期那段历史的书籍情有独钟 。
      阿尔特迈尔深得联邦总理默克尔的信任,并一再被委以重任。在提到默克尔与阿尔特迈尔的关系时,为了强调密切的程度,此间媒体常常喜欢用“最”这个字眼:“默克尔最重要的亲信” (《维基百科》语),“默克尔手下最有权势的人”(《明镜在线》语) 等等。

      难民危机的协调者

      在默克尔至今的 12 年总理生涯中,难民危机堪称是对其最严峻的考验。就在这场危机达到高潮时,2015 年 10 月,默克尔毅然决定,由总理府主任阿尔特迈尔担任难民事务总协调人。这一举措被此间媒体视为部分剥夺了内政部长托马斯•德梅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的权力。据说,默克尔和德梅齐埃至今为此仍有芥蒂。
      《世界报网站》(welt.de)当时曾发表了一篇题为《默克尔打出阿尔特迈尔这最后一张王牌》的评论文章,对这位德国女总理任命阿尔特迈尔为难民事务总协调人一事作了剖析。文章把阿尔特迈尔称作是默克尔的“救火队员”,并提到阿尔特迈尔此前在引发激烈争议的能源转型以及在2015 年春揭发出来的 “情报门”事件中均扮演了这一角色。
      从现在来看,每当默克尔陷入无助困境或遇到棘手难题时,她首先想到的就是阿尔特迈尔。而后者也的确不
      负默克尔所望,能替她及时排忧解难,从而深得这位女总理的信任。
      对默克尔作出的上述任命,《世界报网站》那篇文章还评论道:“随着阿尔特迈尔的晋升,女总理就让自己直面危机。她的这一决定可以解释成: 为了掌控危机并不造成巨大政治损失,她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
      当然,对阿尔特迈尔来讲,在政治上和具体操作上负责受理和协调这场难民危机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旦这位总协调人掌控不了全局,从而使难民危机进一步恶化,他将要对此负全部责任。
      在协调难民危机事务中,阿尔特迈尔让许多人怒气冲天,基社盟甚至将其视作危险分子。而对默克尔来说,阿尔特迈尔则是: 亲信,出谋划策者,出面解释者和受理危机者。他领导着权力中心,管辖着情报机构,并直接同各联邦州州长进行沟通,另还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特殊使命。
      当时,人们不禁发问:阿尔特迈尔的一天是否多于 24小时? 他是否有分身之术?
      对阿尔特迈尔颇为嫉妒的一些同事甚至嘲讽道,这位总理府主任一周内接受采访的次数比他两位前任八年间加起来还要多。但那些人都忽视了一点,那就是虽然阿尔特迈尔与其前任托马斯•德梅齐埃和罗纳德•珀法拉担任的是同一职务,但从事的却是另一种工作。阿尔特迈尔不仅要在幕后制定默克尔的政策,而且还要在台前来推销这些政策。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阿尔特迈尔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支持是发自真心的。他表示: “我曾一直支持德国承担国际责任。 我确信,在欧洲发挥作用是最有益于我们国家利益的。这是我的政治基因。”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年轻议员的阿尔特迈尔就力主对德国的《公民法》进行改革。为此,他并与移民、难民组织和教会保持了联系。阿尔特迈尔曾批评其基民盟内同僚罗兰德•科赫(Roland Koch)在选战中所展开的反对外国人拥有双重国籍的签名活动。他认为这是一种排外行为。即使后来在担任内政部议会国务秘书期间,阿尔特迈尔仍与传统的法律和秩序政策保持了距离。
      正是在难民事务总协调人阿尔特迈尔的鼎力相助下,默克尔才跨过了她十二年总理任上最艰难的一道坎。

      竞选纲领的起草人

      4 月 10 日,在距离联邦议会大选还有 5 个多月时, 基民盟宣布,阿尔特迈尔将在参与制定基民盟竞选纲领时 “负总责”。这就是说,默克尔在选战的关键时刻再次祭出了她那屡试屡验的万能武器,她要让她的大管家─总理府主任阿尔特迈尔来起草自己党的竞选纲领。
      但基民盟的这一决定立即遭到了社民党和自民党的猛烈抨击。社民党副主席拉尔夫•施特格纳(Ralf Stegner) 在《图片报》(Das Bild)上提醒道:“指挥选战中心和掌管总理府必须严格分开。” 自民党副主席沃尔夫冈• 库比奇 (Wolfgang Kubicki) 也表示: “如果总理府主任成了基民盟的选战组织者,那他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政府职位。这是因为把官方职务和政党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选战期间,是明显的违宪行为。”
      而按照基民盟的说法,该党的选战依然是由基民盟秘书长彼得•陶贝尔(Peter Tauber)来组织的。基民盟并辩解道,阿尔特迈尔仅仅是负责撰写选举纲领而已。
      针对来自其他党的批评,阿尔特迈尔本人则为自已肩负双重任务作了辩解。他表示: “三年来,我作为总理府主任在任何时候都是能联系得上的。万不得已时,甚至在夜间,在圣诞节或在周末。今后依然如此。” 但阿尔特迈尔随即把话锋一转,指出:这种肩负双重职务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他大多数社民党和基民盟内阁同事的身上,“因为这些人同样是所属党的执委会成员”。他并调侃地说: “我们在形态上具有相似性,并坚持得下去。”
      此外,针对不少媒体认为基民盟上述决定削了该党秘书长彼得•陶贝尔权的说法,阿尔特迈尔则坦言,根本谈不上他夺了陶贝尔的权。“彼得•陶贝尔是我们的选战领导人,我只是对选举纲领负总责。我们俩是朋友,并是一对好搭档。我们将为夺取选举胜利而共同奋斗。”
      事实上,内阁成员同时担任政党职务的现象并不罕见。 女总理默克尔本人就是基民盟主席,并正在为自己党参选造势 。 在 基民盟 的 历史上, 海内尔• 盖斯勒 (Heiner Geißler)在任该党秘书长时就担任过部长职务。甚至社民党的内阁成员,如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部长玛努埃拉•施维斯希(Manuela Schwesig)和劳动部长安德蕾莉亚•纳勒斯(Andrea Nahles),也在为自己党的竞选纲领出谋划策。
      当然,阿尔特迈尔在内阁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作为默克尔的总理府主任,阿尔特迈尔是大联合政府最高级别的调解人。其任务就是要使联盟党和社民党所组成的大联合政府能维持下去。一旦各个政党在选战中互相攻击,大肆抹黑,则将会把这位调解人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对此,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学者尼尔斯•迪特里希(Nils Diedrich) 则向媒体表示,如果阿尔特迈尔协助起草基民盟竞选纲领,那么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是无可指摘的。“他既是以党员又是以政府成员身份来做这件事的,就此而言是完全合法的。” 他认为即使法律也不得禁止此事。尼尔斯•迪特里希还补充道:“如果默克尔感兴趣的话,她也可以自己来撰写。”“尽管她是联邦总理,这也将会是合法的。”当然,迪特里希也指出,如果阿尔特迈尔是联邦总统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这时他必须超脱于不同政党之上。此外,尼尔斯•迪特里希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 部长办公室不得用作党的总部。
      这位政治学家还把围绕阿尔特迈尔承担新任务所发生的政治风波称作是“小题大做”和“选战闹剧”。
      但此间仍有媒体认为,一个总理府主任不应该同时担任一个政党的选战负责人,这是因为人们并未期待着一 位总理府主任在履行自己职责外还有时间来组织竞选运动。此外,还是用公众的钱来支付他在总理府的全职酬劳的。
      另有媒体认为,默克尔现在把起草基民盟竞选纲领的任务交给阿尔特迈尔,一方面说明她对其挑战者─社民党总理候选人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十分重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由这位女总理所信任、并能帮她排忧解难的人组成的圈子小得可怜。
      从现在来看,“舒尔茨效应”还在继续消退之中。社民党已相继在萨尔、石荷和北威三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失利。5 月 11 日公布的、德国电视一台委托民调机构 Infratest dimap 所作的“德国趋势”民调结果显示,联盟党(37%)已领先社民党(27%)10 个百分点。但默克尔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她要确保自己获得这次大选胜利。
      当然,北威州这场选举也确应令这位女总理深省。在选战中,该州基民盟的民调值曾大幅落后于社民党。在这关键时刻, 北威州基民盟主席、州长候选人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 急剧向右转,请出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批评者沃尔夫冈•博斯巴赫(Wolfang Bosbach), 大打治安牌,从而扭转了不利的选情。客观地说,基民盟这次取得北威州议会选举的胜利, 主要不是默克尔现行政策的功劳,而要归功于所谓的“博斯巴赫效应”。
      在去年12 月基民盟党代会通过有关废除双重国籍的决议后,默克尔曾表示,她将不受这个决议的约束,并不会在未来的选战中引入这个议题。对此,《明镜》周刊 (Der Spiegel)曾发表社评指出:“如果基民盟要保持作为一个人民党,那么它就必须从默克尔那里解放出来。”
      今年 3 月以来,基民盟已先后在三个州的州议会选举 中击败社民党,从而给了党主席默克尔极大的支持。而她自己则必须摆正与基民盟的关系。在这次联邦大选中,默克尔将作为基民盟和基社盟共同的总理候选人参选。但两党至今尚未就共同的竞选纲领达成一致。特别是在是否要给接受难民人数设置上限等问题上,基民盟主席默克尔和基社盟主席霍斯特•泽霍夫(Horst Seehofer)还各执己见。因而,阿尔特迈尔负责起草竞选纲领决非易事。这将关系到今年 9 月联邦大选的成败。默克尔对此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一方面是要凝聚全党共识,回应各方关切,另一方面也是要确保自己第四次连任联邦总理。但她究竟能否如愿,现在还不得而知。

    • Dr.Yuan hat den Blog-Artikel "舒尔茨挑战默克尔胜算几何?" geschrieben. 25.05.2017

      2017年1月24日,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宣布,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将接替他担任德国社民党主席,并将以总理候选人的身份带领社民党参加2017年的联邦议会选举。在该党执委会一致通过上述提议后,舒尔茨临危受命,担当起了挑战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重任。这位欧盟议会前议长将社会公平置于中心地位,并成功地使其本人经历成了自已的强项。自舒尔茨担任总理候选人以来,社民党人气大振,在民调中支持率飙升。但德国民众至今对舒尔茨不甚了解,对他尚未能作出总体评价。因而,这位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必须在选战中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并以此来赢得选民的信任。现任总理默克尔的实力和人气不容小觑。德国下届总理究竟花落谁家,尚不得而知。但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将会是近几届大选中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选举。

      舒尔茨临危受命
      为迎战2017年的联邦议会选举,近几个月来,社民党内外要求尽快指定总理候选人的呼声不绝。但加布里尔始终不为所动,他要观察时局的变化,然后作出相应的决策。在默克尔2016年11月20日正式宣布角逐第四个任期的翌日,加布里尔在社民党主席团会议上表示,没有理由要仓促行事。他责成党的执委会和议会党团执行他的时间表: 直至2017 年1月底才推选出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并同时任命新的外交部长。

      但1月24日晚,加布里尔在柏林社民党总部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突然对外宣布,舒尔茨将接任党主席职务,并将以总理候选人的身份带领社民党参加2017年的联邦大选。而此前加布里尔却已绕过社民党执委会接受了《明星》周刊(Der Stern)的采访,透露了他将辞去社民党主席职务的消息。甚至社民党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也是从媒体才获悉加布里尔上述决定的。去年年底他本人所提出的时间表由此而成废纸一张。

      虽然社民党执委会随后通过了加布里尔的提议,但加布里尔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党内的不满。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托马斯·奥珀曼(Thomas Oppermann)就向加布里尔表示:“人们不能这样来对待执委会。” 许多人认为这就再次证实了独断独行的加布里尔是不可信赖的。但此前却几乎没有一个社民党人有勇气直率地告诉加布里尔,由他引领的社民党将没有胜选的希望。

      在近几届联邦议会选举中,社民党在推选总理候选人时经常会出现一些令人不快的局面。 在1998年大选中, 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和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曾争夺过社民党总理候选人的提名。虽然施罗德最终成了总理候选人,并击败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但施罗德与拉方丹的友谊也就此终止。1999年,后者辞去了财政部长职务,此后还担任过左翼党的主席。

      在2009年的大选中,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成了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但他的提名程序绕过了当时的党主席库特·贝克(Kurt Beck),因而贝克最终愤而辞去党主席一职,并言及阴谋诡计。而施泰因迈尔挑战默克尔则以失败告终,社民党只得到了23%的选票。 这是该党二战后所获得的最差选举结果。在柏林,联盟党随后与自民党结成执政联盟,社民党成了在野党。

      在2013年的联邦大选中, 社民党可能的总理候选人原来有三位, 即党主席加布里尔,原外长施泰因迈尔和原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但施泰因迈尔2012年9月底就向记者明确表示放弃候选人资格,而加布里尔本人也不愿接受总理候选人的提名。施泰因布吕克随即被提名为总理候选人。社民党领导层原定要到2013年初才公布总理候选人的计划被全部打乱,从而开启了一场出师不利的选战。最后,社民党仅获得了25.7%的选票。在加布里尔的推动下,经社民党党内投票通过,该党决定参与大联合政府,成了联盟党的小伙伴。

      这次,马丁·舒尔茨临危受命, 肩负挑战默克尔的重任。在社民党执委会一致提议舒尔茨为总理候选人之后,这位61岁的欧盟议会前议长所发表的第一次纲领性演说并未使他的追随者失望。这位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把公平和团结置于中心地位,这就意味着他将开展一场典型的社民党选战。更重要的是,这位默克尔的挑战者将这一选战策略与他个人的经历联系了起来。舒尔茨成功地使其本身经历成了自己的强项。

      舒尔茨自信地宣称:“我是普通人的儿子。” 他表示自已没有高级中学毕业证书,没有上过大学,并来自小地方,“我并不认为是缺陷”。这是因为他与大多数人分享这一点。

      在德国电视一台“安妮·维尔”访谈节目中,主持人安妮·维尔(Anne Will)曾因舒尔茨没有在政府中任过职而对他竞选总理表示异议,舒尔茨幽默地回应道:“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成为美国总统之前,我与他分享这种命运。” 当然, 舒尔茨强调,他曾在一个名叫维尔塞伦的市镇当过11年的市长。而市政厅是直接面向民众的, 因而舒尔茨认为他比他在柏林的许多同事更了解民情。

      藉此舒尔茨就达到了他纲领的核心,即“深刻的感情移入”。舒尔茨认为,联邦总理不仅必须理解民众的日常担忧和期望, 而且“他必须能觉察到它们”。否则,他就不适合这个职位。这样,这位默克尔的挑战者就提出了一种亲民模式。

      自舒尔茨担任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以来,社民党人气大振,并吸收了不少新党员。该党的面貌已为之一变。

      社民党人气飙升
      2月2日公布的、德国电视一台委托民调机构Infratest dimap所作的“德国趋势”民调结果显示,社民党人所获支持率已达28%。这是本届政府任期内社民党所取得的最佳民调值。与上月相比,社民党支持率飙升8个百分点。而联盟党支持率则下降3个百分点至34%。

      埃姆尼德研究所受《星期日图片报》(Bild am Sonntag)委托所作的民调提供了相似的数据: 在马丁·舒尔茨1月29日被提名为总理候选人后的两周内社民党的支持率上升9个百分点至32%,这是该党10年以来在埃姆尼德研究所那里获得的最佳民调数据。而联盟党支持率则在上述期间下降4个百分点至33%。

      《明星》周刊和RTL电视台“选举趋势”的最新民调结果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另据《图片报在线》(bild.de) 2月6日报道,在一项由民调机构Insa所作的民调中,社民党的民调支持率(31%)甚至已首次超过联盟党(30%)。

      上述德国电视一台“德国趋势”的民调还显示,如果人们能直选联邦总理的话,则50% 的受访者决定选舒尔茨(与1月25日相比增加了9个百分点),只有34%选默克尔(减少了7个百分点)。一半的受访者并希望新一届的联邦政府能由社民党来主导,39%则选择联盟党。33%的受访者认为由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有利于或非常有利于德国。

      当然, 距离联邦议会选举还有近8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民调值还会有很大变化。德国民调机构福尔萨(Forsa)负责人曼弗雷德·戈尔纳(Manfred Güllner)就认为,所存在的风险是: 一旦舒尔茨表明自己的立场, 民调值就下降。这是因为大家只知道舒尔茨当过欧盟议会议长。但在德国国内, 这位总理候选人尚未有鲜明的特色。

      戈尔纳为此还提到了上届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在获正式提名之前,施泰因布吕克与默克尔的民调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持平,有时甚至还超过她。德国电视一台“德国趋势”2011年11月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直选联邦总理的话,将有45% 的受访者选举施泰因布吕克,而只有42%的受访者选举默克尔。但施泰因布吕克刚被提名为总理候选人,他的民调值就跌至谷底。当然,这也是由于这位总理候选人自己的失误所造成的。在2013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施泰因布吕克最终打了大败仗。

      此外,大多数的德国民众对舒尔茨最多还只有一个粗浅的印象,民众们对他尚未能作出一个总体评价。在最近一次的《明镜》周刊(Der Spiegel)民调中,还有30%的受访者表示不认识舒尔茨。

      在舒尔茨出任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之后,默克尔表面上泰然处之。好像她对自己的挑战者究竟是加布里尔还是舒尔茨并不是太感兴趣。这位联邦女总理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一人事变动改变不了选战的结局。

      但默克尔深知, 舒尔茨提升了社民党的人气。这将会改变这场选战的特性。至今,默克尔的对手往往因无法动员自己的追随者去投票而使默克尔获得成功。而现在她则必须激励自己的追随者来打赢这场选战。当然,这决计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基社盟主席霍斯特·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就预言, 联盟党的胜选机会并未因舒尔茨的提名而得到提升。许多人认为泽霍费尔的这一预测并非没有道理。

      挑战者任务艰巨
      舒尔茨声称,他在选战中不会进行个人攻击。这就是说,他将避免直接抨击默克尔。这位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将力求通过自己的长处来打赢这场选战。
      具体来说,下列诸方面可以勾勒出舒尔茨这位挑战者的特色:
      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如同加布里尔那样,舒尔茨也是一位传统的社民党人。他要把社会公平置于中心地位:所有人都拥有平等和公正的机会, 并给孩子们提供可靠的未来。社民党此前已推出竞选纲领,其中的要点,如增加父母津贴、扩建托儿所、减轻低收入者的负担、增加高收入者的税负等,也同样代表了舒尔茨的观点。

      在外交政策方面,舒尔茨所拥有的国际经验可与默克尔匹敌。在欧盟议会议长任上,舒尔茨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与许多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他甚至拥有比默克尔更好的关系。舒尔茨主张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政府以及一个强大的欧盟议会。

      在难民政策方面,舒尔茨在总体上支持默克尔的路线。他反对各成员国自设上限,并要求更好地保护欧盟外部边境以及在欧盟内公平地分配难民。

      在对待美国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态度上,舒尔茨和默克尔是有差别的。虽然舒尔茨也强调大西洋两岸伙伴关系对欧洲和德国的重要性,但他曾指责特朗普用“无耻和危险的话语”来攻击少数群体。在特朗普2017年1月27日签发暂停7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的行政命令后,舒尔茨更是把这一举措称为“打破禁忌,是不堪忍受的”。而默克尔对美国总统的这一决定则先是通过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赛贝特(Steffan Seibert)表示遗憾,然后又亲自表态批评了这一“入境禁令”。但她的反应总体上较为克制。

      在结盟模式方面,舒尔茨不愿预先确定模式。从目前来看,社民党要执政,除大联合政府外,与左翼党和绿党组成“红红绿联盟”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项。此前,加布里尔已与左翼党和绿党进行了较为密切的接触。虽则舒尔茨已明确希望脱离大联合政府,但他不愿意事先确定“红红绿联盟”这一选项。

      自舒尔茨从政以来,除2014年他在与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争夺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时失利以及这次未能连任欧盟议会议长外,他获得了所有他想得到的职位。这次,舒尔茨雄心勃勃地表示: “我要成为联邦总理。” 他并要使社民党在这届大选中“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位总理候选人指出:“这个国家在这个困难时期需要一个新的领导。”舒尔茨并向社民党议会党团宣称: “如果我们社民党人向民众表明,我们在为其着想,那么我们就会赢得这场选举。”

      从目前来看,作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舒尔茨与施泰因迈尔和施泰因布吕克相比,拥有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舒尔茨的人气比他们高; 第二,因他将接任党主席的职位,因而这位总理候选人可更好地开展选战,而施泰因迈尔和施泰因布吕克在作为候选人时均还有党主席在其之上。

      不利因素则有以下三点:
      其一,社民党所获的支持率虽然近期飙升,但目前在大多数民调中仍落后于联盟党; 其二,虽则默克尔长期执政给部分民众带来一些“疲倦感”,且她在难民危机中遭受重挫,但这位女总理至今所获的民意支持率仍不可小觑; 其三, 社民党上层能否团结一致投入选战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这对舒尔茨来说将是一大风险。

      2月6日,基民盟和基社盟领导人已搁置分歧,在慕尼黑将默克尔推选为共同的总理候选人。联盟党并已于近期加强了对舒尔茨的攻击火力, 选战正在升温。德国下届总理究竟花落谁家,至今还不得而知。但2017年9月的联邦议会选举将会是近几届大选中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选举,这是可以预料到的。

    • Dr.Yuan hat den Blog-Artikel "特朗普给了英国“硬脱欧”的底气" geschrieben. 25.05.2017

      新年伊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把欧盟视作一种过时的运营模式,并对美国造成损害。他认为“英国脱欧是明智之举。”入主白宫后,特朗普随即宣布要与联合王国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从而让计划“硬脱欧”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 吃了定心丸。此前,梅曾在伦敦发表演说,提出了12个战略目标,勾勒出了“硬脱欧”的概貌与前景。在英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议会下院已三读通过了英政府提出的脱欧法案。预计该法案在上院也将获得通过。英国首相梅可在3月底前按《里斯本条约》第50条的规定正式启动脱欧程序。英国“硬脱欧”将会给欧盟和德国带来一系列的难题。但最令人担忧的是,一旦英国在经济上成功地实现“硬脱欧”,则将会在政治上增强欧盟各成员国反欧派的力量,从而危及欧盟的生存。


      特朗普力挺“英脱欧”
      2017年初,在入主白宫前数日,特朗普接受了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和德国《图片报》(Bild)的采访。 在谈到欧盟时,特朗普强调:“我对欧洲深怀感激之情。”但这只是一句客套话。特朗普随即把欧盟视为一种过时的运营模式,并对美国造成损害。他认为建立这一共同体的部分原因是要“在贸易上打击”美国。而实际上,建立欧盟的初始动机是要重建二战后的欧洲。遗憾的是,这一点并不符合特朗普的生意视野。他宣称:“各个国家要求各自的特性。” 作为美国总统来讲,他更愿意与单个国家而不是与一个国家联盟进行谈判。因而,特朗普在访谈中表示:“从根本上来讲,欧盟是德国的工具。因而,我认为英国脱欧是明智之举。” 他预言,还会有其他国家脱离欧盟。

      从目前来看,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对欧盟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特朗普的对俄政策可能会分裂欧盟。特朗普已明确表态,他不愿延续其前任对俄所采取的强硬路线。美方在对俄制裁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可能会使至今对弗拉基米尔·普京(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持强硬立场的默克尔陷入困境。一位联邦政府内阁成员曾表示:“一旦特朗普反对制裁,欧洲在这一问题上就不会团结在一起。”当然, 亲俄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已于2月13日“闪辞”,原因是他就职前曾与俄国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亞克(Серге́й Кисля́к)在一次通话中讨论过美国对俄制裁事。由于此事发生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任职期间,因而触犯了禁止美国平民参与外交事务的《罗根法》(Logan Act)。弗林请辞后,特朗普本人则与普京拉开了距离,他要求俄国将克里米亚半岛归还给乌克兰。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2月18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也对莫斯科兼并乌克兰领土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声称《明斯克协议》是不可讨价还价的。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后对俄究竟会推行何种政策,至今尚未明了。

      其二是特朗普将促成英国“硬脱欧”。在英国脱欧问题上 ,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曾试图向英国说明,它在脱欧后不能期待很快可与美国签订自贸协定。但特朗普显然将会在达成这种协议方面优先照顾英国人。

      1月27日,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访美。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以减轻退出欧盟共同市场将会带来的后果。特雷莎·梅是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特朗普谈及两国“十分特殊的关系”,并宣布要与联合王国保持紧密的贸易关系。梅也表示:“我相信,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协定是符合两国利益的。”这次访问让意欲“硬脱欧”的英国首相吃了定心丸。
      德国基社盟党人、经济专家马库斯·费贝尔(Markus Ferber)指出:“特朗普加强了英国人的谈判地位。”社民党的外事专家乔·莱恩(Jo Leinen)也断定:“如果是克林顿(Clinton)当选的话,英国最多只能是ʻ软脱欧ʼ。” 

      英政府坚推“硬脱欧”
      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脱欧公投后,特雷莎·梅在何时启动脱欧问题上确实伤透脑筋。英政府原先宣布2017年3月底正式启动脱欧程序。 但2016年11月,英国高等法院作出裁决,政府无权启动脱欧,只有议会才有权做此事。最后官司打到英国最高法院。2017年1月24日, 最高法院脱欧判决结果出炉: 政府启动脱欧程序必须经过议会上下院的批准,但无需征得地方议会的同意。
      当然,在特朗普的力挺下,特雷莎·梅早已有了底气。她已决定让英国“硬脱欧”。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的前一周,这位英国女首相1月17日在伦敦发表演说,提出了12个战略目标,勾勒出了“硬脱欧”的概貌和前景。《明镜在线》(Spiegel Online)将其要点归纳如下:
      ─这位英国女首相力求与欧盟签订广泛的自贸协议和新的关税协定。
      ─梅要求明显减少来自欧盟的移民。来自欧盟的移民不能像至今那样立即在英国生活和工作。
      ─英国政府不再听命于欧洲法院(Europäischer Gerichtshof)。
      ─在未来的反恐战斗中,梅要与欧盟进行合作。
      ─英国应停止向欧盟支付预算摊派费。但梅对此作了保留,那就是英国会继续参与“某些欧盟项目”。
      ─英国议会应对谈判结果进行表决。
      ─梅并强调了与爱尔兰的特殊关系。她要找到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一方面保证联合王国的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又不阻止在边境地区的往来。
      梅表态道:“在我们离开时,我们并不追求保留部分成员资格。”这就是说,联合王国必须退出欧盟共同市场。英国人今后不得不交纳关税。但另一方面,英国也不再承担让欧盟外国人来自己国家工作的责任。而这一点正是脱欧拥护者的主要要求。

      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 2月1日,脱欧大臣大卫·戴维斯(David Davies)在议会下院让脱欧计划亮了相。但这份由英国保守党推出的脱欧《白皮书》并没有多少新意。该《白皮书》主要阐述了英首相梅1月1 7日所提出的12个目标。从中可以看出,伦敦正力推“硬脱欧”。当然,在退出欧盟共同市场和关税同盟后,英国将谋求与欧盟缔结一个新的自贸协议。英政府并表示,这个拟签订协议的某些方面可以采纳目前为进入共同市场所签协议的部分内容。

      当然,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譬如,该计划对在移民政策中今后是否会优先照顾来自欧盟劳动力这一点并未作出说明。文件还宣称,要开放北爱尔兰和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的边境。但它没有就如何实施严格的移民政策提供答案。此外,关于苏格兰的章节也有类似问题。爱丁堡一定要保留进入共同市场的渠道。虽然《白皮书》陈述了苏格兰的这一立场,但它没有提出具体解决办法。
      数月以来,英政府一直拒绝向公众提供有关“英脱欧”的具体内容。梅的算计是: 如果她事先尽可能少地透露信息,那么就可以改善她与欧盟谈判时的地位。但最高法院作出的裁决迫使英政府向议员们靠拢。政府推出脱欧《白皮书》就是试图在这方面向在野派作出让步。但戴维斯本人有关他不能提供更进一步细节的表态引发了在野派的强烈不满。
      当然,议员们现处于两难境地。虽则许多议员拒绝“英脱欧”,但议员们又觉得受到去年6月23日脱欧公投结果的制约。因而,议员们不愿投票阻止“英脱欧”。

      2月8日晚,英国议会下院以494票支持、122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第三读的英国脱欧法案。从2月20日起,议会上院已开始对这一法案进行审议。预计该法案在上院最终也将获得通过。英政府希望在3月7日前完成所有立法程序。
      只有在英国议会上下院均对上述脱欧法案开绿灯后,特雷莎·梅才能按照《里斯本条约》第50条的规定正式
      启动脱欧程序,与欧盟开始进行谈判。

      欧罗巴面临大难题
      至今欧盟内只有英国和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拥有核武器; 在军事和安全政策方面英国也占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脱欧将导致作为多极世界中一极的欧盟实力大损。

      此外,英国“硬脱欧”还将会给欧盟和德国带来其他难题。对此,欧盟和德国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其一,英国有可能成为避税天堂。在1月17日的演讲中,特雷莎·梅声称,她并非有意要使欧盟进一步解体。梅表示:“我们不愿削弱共同市场,我们不愿削弱欧洲联盟。”她指出,英国将继续是其余27个欧盟成员国可靠的伙伴; 为此,英国将力求与欧盟达成广泛的自贸协议以及新的关税协定。但这位英国女首相同时也警告欧盟,不要惩罚英国。她并暗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英国有可能会考虑改变其经济模式。梅的这种说法使人担心英国会通过降低公司所得税来成为避税天堂。此前,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p Hammond)就曾含蓄地表示,伦敦可能会对欧盟推行较为强硬的路线。在接受德国《星期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 采访时,哈蒙德就提及英国可以通过明显降低公司所得税来实施威胁。一旦英国降低公司所得税,则将会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引发一场减税比赛。这不利于欧盟财政稳定。

      其二,欧盟预算将会出现缺口。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1984年通过斗争获得了所谓的“英国回扣”。但英国至今仍是一个净缴费国。这就是说,它所缴纳的预算摊派费远远高于它所获得的返回费。2015年,这个差值是115亿欧元。一旦英国脱欧,英国留下的经费缺口必须要由其他国家来填补。而其中最大的份额将则要由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来承担。

      其三, 英镑贬值立马使出口英国的产品变贵。自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日)至2017年2月23日, 8个月内英镑兑美元汇率已贬值逾17%,英镑兑欧元也下跌了10%左右。这就意味着,欧盟其他成员国出口至英国的产品变贵了,从而就减少了英国对其他成员国产品的需求。其结果是: 订单减少,利润下降。迄今为止,英国是德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出口额达890亿欧元。英镑汇率跌跌不休,对德国企业的打击尤为沉重。

      其四,德国汽车等行业已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按照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的统计,每5辆在德国生产的汽车中就有1辆出口至联合王国。因而,VDA主席马提亚斯·维斯曼(Matthias Wissmann)提请注意关税。一旦关税提高,商品变贵,也将会影响销售额。宝马公司2015年在英国共销售了236,000辆汽车,占其全球销售量的10%。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这个占比是8%, 大众集团是6%。欧宝公司报告称,在英脱欧公投后,该公司在英国的“销售额已明显下降”。此外,德国机械制造、化工等行业也将受到负面影响。英国是继美国、中国和法国之后德国机械制造业的第四大出口市场, 2015年对英国的出口额为72亿欧元。而德国化工业2016年对英国的出口额高达129亿欧元, 占该行业整个出口金额的7.3%。一旦英脱欧导致投资和消费环境恶化,则这些行业的业务都将难逃走下坡路的厄运。

      其五,在英国的欧盟公民以及在欧盟居住和工作的英国人的权益尚未得到切实保障。按照欧洲统计局(Eurostat) 的统计,2015年共有299万欧盟居民生活在英国,其中87万人来自波兰。根据《欧盟人权公约》,这些欧盟公民是不能被驱逐出境的。反之,这也同样适合于在其他欧盟成员国生活和工作的逾100万英国人,其中约有30万人居住在西班牙。这400万人现在都对其未来的权益感到困惑不安。

      除此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英国在经济上成功地实现“硬脱欧”,则将会在政治上对欧洲大陆造成极大的威胁。2016年,英伦三岛的经济远没有像预测的那样急剧衰退。 在受到最初打击后,工业生产又重新恢复了过来。如果英国人证明,即使没有欧盟自己也能保证经济有序增长,则将会增强欧盟各成员国反欧派的力量,从而危及欧盟的生存,因而对此决计不能掉以轻心。

    • Dr.Yuan hat den Blog-Artikel "2017-01-01:默克尔的艰难使命: 西方价值观的最后捍卫者" geschrieben. 21.05.2017

      在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2016年11月20日正式宣布谋求第四个任期的前两日,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与德、英、法、意、西领导人在德国总理府举行了告别会谈。这一会晤凸现默克尔已成西方世界的领军人物,并被此间媒体称作是她发表上述参选声明“扣人心弦的序曲”。从目前来看,在基民盟党内几乎无人可取代默克尔出任该党总理候选人。更让她纠结的是,该党已开始明显右倾化。此次埃森基民盟党代会通过了废除双重国籍的决议。这是默克尔本人自担任联邦总理以来从未有过的权威丧失。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胜选使欧洲进入了一个不确定时期。默克尔愿作为这一动荡时期的稳定支柱来维护西方价值观。但她决计不能以西方世界的领导者自居,否则将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谋求连任的序曲
      据报载,在特朗普获胜后,默克尔已被美国民主党人誉为“自由西方的最后捍卫者”。虽则奥巴马这次在柏林还没有把默克尔捧到这种程度, 但他仍称赞这位德国总理将“挑起巨大的重担”。奥巴马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欧洲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府首脑,她赢得了高度信任,她代表着可信。 她准备着为其价值观而战斗。” 这位美国总统并表示,一旦默克尔2017年谋求连任的话,她将确实为西方价值观和安全联盟“承担起重大的责任”。对于面临挑战的默克尔,奥巴马还曾表示:“我希望我能帮助她。”“但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是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

      而对默克尔而言,正如她的一位亲信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权力交替使她再次明白,她没有其他选择。“她知道,现在对她的期望是如此之高。”而她本人也确实愿意担当起这一职责。此外,在难民问题上,默克尔也不愿留下一个“半截子”工程,而想力求解决这个问题,以让自己留名青史。

      从各方面来看,2017年将成为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之年。在这一年中,将会有数十万难民进入德国劳动力市场。同时,许多无居留权移民又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如果默克尔达不到这一预定目标,且未能有效地阻止像2016年12月19日柏林圣诞市场惨案那样的恶性恐袭, 则德国民众对她政策的支持率就会下降,并会危及她的连任。
      2016年第37期《明镜》周刊(Der Spiegel)在一篇题为《权力之秋》的文章中曾分析道,默克尔的问题在于她还没有做出什么不朽之事。因而, 她也许还将会继续干下去。文章写道: “阿登纳留下的遗产是与西方结盟,科尔留下了统一,而施罗德留下的则是对经济基地的改革。那么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将会留下什么呢? ” 看来默克尔已把解决难民问题看成她的未竟之业。这将是她寻求连任的重要动力。

      德国总理的纠结
      自2000年4月10日以来,默克尔一直担任基民盟的主席。2016年12月,默克尔第9次当选为该党主席。但只获得了89.5% 的选票。这是她当选该党主席以来倒数第二差、担任总理以来最差的得票率(2004年的得票率最低,为88.4%)。

      从目前来看,基民盟内几乎无人可取代默克尔来担任该党总理候选人。如果默克尔不谋求第四个任期的话,将会使基民盟陷入危机。正是这种无人可取代的绝境促使默克尔寻求四连任。

      从基民盟内部来看,默克尔内阁中资历最老、权势最大的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 可以出任总理候选人,但显然这只是一种过渡方案。此外,只有在默克尔不再谋求连任的情况下,朔伊布勒才会出任该党总理候选人。

      而就现任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而言,虽然默克尔着意让这位防长今后来接自己的班,但现在看来难度较大。其一,冯德莱恩在基民盟内缺乏人脉。这次在埃森举行的该党党代会上,她虽然继续当选为基民盟副主席,但只获得了72.4%的选票,是5名副主席中得票率最低的。其二,正如此间媒体所指出的那样,“冯德莱恩并不是替换默克尔,而是以某种方式来延长后者的时代”。这就与基民盟内目前强烈要求向右转的呼声格格不入。人们并不希望再来一个“安格拉·默克尔2.0”。 因而,冯德莱恩能否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但更让默克尔感到纠结的是,在这次埃森党代会上,基民盟已开始明显右倾化。

      2014年,联盟党和社民党曾就一项有关双重国籍的法律草案达成了妥协。按此规定,移民家庭的子女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在德国生活至少8年或在德上学至少6年等,就可在21周岁之前自行选择申请双重国籍。而在这次党代会上, 由基民青年联盟提出的有关双重国籍的决议推翻了联盟党与社民党所达成的上述妥协,废除了双重国籍的规定。

      此间媒体认为,这不再是默克尔作为党主席在给自己的党指明方向,而是党内多数人在一个中心议题上确定了该党主席必须遵循的方针。虽然默克尔在这次党代会后表示,她个人认为这个决议是错误的,且在未来的选战中也不会引入这个议题,但不得不指出的是,这是默克尔自担任总理以来还从未有过的权威丧失。
      默克尔在这次埃森基民盟党代会上所说的“你们必须帮助我”这句话已经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这次党代会就禁止穿戴蒙面罩袍、就国内安全、就移民和废除双重国籍等议题所作出的决议正是默克尔为获得自己所在党的支持付出的代价。

      但在未来的选战中,默克尔显然不愿让党内右翼势力左右自已。据此间媒体报道,德国政府核心已表态,默克尔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并指出,一旦基民盟要倒回成保守党派的话,那么“它就必须为自己物色一个适应这种纲领的人选”。当然,总理府已保证,事情还未走到这一步。但从那里显然已谈起默克尔可能会掼纱帽这一点就可看出,女总理是非常认真对待所面临的形势的。

      对于默克尔而言,这不仅关系到即将面临的选战,而且她还担心右翼势力会令自己的政治遗产岌岌可危。美国总统奥巴马2016年11月刚访问过柏林。他的继承者特朗普现在寥寥数笔就可把他8年的任职时间从历史上勾销就是前车之鉴。默克尔并不想重蹈奥巴马的覆辙。

      动荡时期的支柱
      特朗普的胜选使欧洲进入了一个不确定时期。奠定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价值观对特朗普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是否会把其对北约的蔑视带进白宫? 这位美国候任总统还会把援助遭受攻击的联盟伙伴这一职责视为跨大西洋军事联盟的基本原则吗? 他会赞同俄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吗?
      说实话,可能连特朗普本人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欧洲还有许多事要处理: 从尚未过去的欧债危机,到英国脱欧,直至危及欧盟生存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 都必须投入精力予以应对。而对默克尔的真正挑战还是难民危机以及如何处理好特朗普上台之后的欧美关系。

      默克尔在特朗普胜选后所作的一个简短声明中提到了德国和美国共有的价值观,即尊重法治国家,关注少数群体,维护民主体制。然后她指出:“在这一价值观的基础上,我愿致力于与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进行紧密的合作。” 此间有媒体指出,一位联邦女总理竟然像对待一个没有教养的粗人那样在给未来的美国总统发出这样的信息,即人们在与他同坐在一张桌子旁之前, 他必须经受住考验。这还是至今从来没有过的事。

      但德国总理要作为西方价值观的捍卫者也确非易事。虽然默克尔在国际舞台上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但在当今世界上,德国只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中等强国,因而默克尔的政治抱负不得不受制于这一前提条件。她的外交政策往往游走于雄心勃勃和过分自信之间。

      美国侯任总统特朗普已选定埃克森美乎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担任国务卿。据报道,蒂勒森与俄国总统普京关系很好。2013年,俄国还曾授予蒂勒森友谊勋章。翌年,在西方因俄国兼并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反政府武装而对俄实行制裁后,蒂勒森曾多次表明反对态度。据此,人们期待着在特朗普任上美国会软化制裁立场甚或取消对俄制裁。而对俄制裁问题将会是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选战的一个争论焦点,美方的立场转变将会使至今对普京持强硬立场的默克尔陷入困境。

      但在12月15至16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各成员国依然决定把对俄制裁再次延长6个月,据称是因为俄国没有履行2014年9月签署的《明斯克协议》。只是在是否要因俄国作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保护国而对俄追加制裁问题上,与会各国尚未形成共识。

      看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默克尔不会轻易作出让步。即使欧盟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她也在所不惜。据报道,在这次峰会前夕,时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斯洛伐克的总理罗贝而特·菲佐(Robert Fico)还认为制裁措施是毫无意义的。但德法两国在对俄制裁问题上持一致意见,从而就决定了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但在美国总统换届后, 这相当有可能会成为美欧之间激烈争执的焦点。

      此外,特朗普还曾在选战中大肆攻击德国总理的难民政策,并把自己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贬为“美国的安格拉·默克尔”。因而,在特朗普今年1月作为美国第45任总统入主白宫后, 默克尔想要在国际层面上就解决难民问题实现自己的抱负也绝非易事。

      《明镜》周刊指出: “默克尔正在为跨大西洋关系中的冰河期作准备,并力图让欧洲重新团结起来。”据称,默克尔对特朗普上台后的美国已做好最坏打算。
      2016年12月15日, 美国杂志《福布斯》(Forbes)公布了“201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俄国总统普京第四次蝉联榜首,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位居第二,默克尔则名列第三。她的排名比2015年低了一位。该杂志指出,默克尔是德国女总理,是“欧盟的支柱”。《福布斯》的上述排行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这位执掌欧洲第一经济强国11年的女总理实力和影响力的认可。

      现在,这位德国女总理已正式宣布谋求第四次连任。但在未来的选战中,她只愿成为这一动荡时代的稳定支柱,而并非是“自由世界的最后领袖”。2016年11月17日,默克尔和奥巴马在柏林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在会上,针对记者的提问她拒绝了这一称号,并表示,幸运的是还有“许多人”献身于这一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这确实是一场共同的战斗。” 当然,默克尔也深知,仅仅“欧洲领袖”这一称号已使她烦恼不已。在欧债危机中,她所推行的紧缩政策已使她四处受敌; 而在难民危机中,她在欧盟内简直成了孤家寡人。因而,对于德国而言,虽则它在欧盟内往往不得不先行一步,有时还得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但绝对不能以领导者自居。否则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这是默克尔从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吸取的深刻教训。

    • Dr.Yuan hat den Blog-Artikel "美国对叙利亚政策令人难以捉摸" geschrieben. 20.05.2017

      特朗普的初衷
      唐纳德·特朗普很少掩饰自己对强制进行政权更迭的厌恶。即使对独裁者他也持这种态度。这位美国新总统认为美国把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和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赶下台是后果严重的错误。在特朗普的眼中,萨达姆和卡扎菲是稳定之锚。

      按照特朗普的观点,在叙利亚现在不应把更迭政权作为追求目标。美国驻联合国女大使尼基∙黑利今年3月30日就声称:“我们不再把集中力量推翻阿萨德摆在优先地位。”她指出,前任政府曾这样做过,但我们现在要审查一下,如何才能真正为叙利亚人民做成一些事。这位女大使并强调,人们必须“接受现实”。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曾把阿萨德下台作为实现和平进程的条件。但奥巴马的继承者特朗普则把打击“伊斯兰国”(IS)置于绝对优先地位。特朗普在选战中就曾指出,虽然他不喜欢阿萨德,但阿萨德在“击杀”IS。特朗普并表示要与俄国和阿萨德一起打击IS,且声称反对“更迭政权”。据统计,他至少14 次在推特上垦请其前任巴拉克·奥巴马不要插手叙利亚。前一段时期,美国新政府正在逐渐取消上届政府所作出的一些决定。特朗普一上台就要求制定抗击IS的计划。自此以来,美国已加强了在叙利亚对IS的攻势。这位新总统且大大增加了美军在这个国家的数量。此外美国政府还声称,对在空袭IS时与俄国进行合作持开放态度。在此同时,美军并放松了空袭作战规则。这至少可从近期平民伤亡数量增加这一点上得到证实。

      秉承特朗普的意旨,3月30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访问土耳其期间表示:“阿萨德的长期地位将由叙利亚人来决定。”此言一出,立即激起巨大反响。德国媒体惊呼:“美国表明要改变对叙利亚的方针”(《明镜在线》[Spiegel Online] )、“独裁者阿萨德允许留任”(《柏林晨报》[Berliner Morgenpost])等语。但叙利亚反对派则坚决要求阿萨德下台。反对派发言人艾哈迈德·拉马丹声称,蒂勒森的表态是向那些“要把巴沙尔·阿萨德强加给叙利亚人民”并支持这位总统在政治上生存下去的人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而对于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 来讲,在叙利亚问题上特朗普是想要达成一个“浮士德式契约”。因为即便是间接承认阿萨德的合法性,也是对其多年来的凶杀置之不理,并使美国更多地成为其“帮凶”。而特别令这两位参议员感到费解的是,特朗普的亲信们正在宣扬这样一种观点,即只有让阿萨德赢得内战,人们才能有效地打击在叙利亚的IS恐怖组织。由此可见,特朗普不再坚持要让阿萨德下台的做法即使在他自己所在的共和党内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急转弯的起因
      2017年4月4日,由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西北部小城汗谢洪(Khan Sheikhun)遭到激烈空袭后,大量平民疑遭沙林毒气的毒害。截至4月6日晚间,至少已有86人丧生。该事件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弗拉基米尔·萨夫龙科夫在发言中转述了俄国国防部和叙利亚政府的声明,声称该惨案是因叙利亚政府军空袭时击中反政府武装的化武工厂并造成泄漏而引起的。而美国及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则认为阿萨德政府必须对这起毒气攻击事件负全部责任,但至今尚未能提供确凿的证据。当然,叙利亚政府也不愿在查清这起惨案方面进行合作, 并抵制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的要求对所涉及城市周围进行调查的动议。

      4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用毒气杀害儿童已“越过了许多许多条红线”,特朗普并表示:“我对叙利亚和阿萨德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后他甚至还把这位叙利亚总统称作是“人类的耻辱”。

      2012年8月20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给使用化学武器划下一条“红线”。他声称:“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一旦大量的化学武器在运行中或被投入使用,则对我们来讲就已越过了一条红线。”当阿萨德2013年越过这条“红线”向反对派投掷毒气弹时,普京曾提出“化武换和平”的方案救了阿萨德一命。但却也让迟迟不对叙利亚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奥巴马背负了软弱的骂名。而作为这次对叙利亚越过红线所采取的报复措施,4月7日,位于地中海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向叙利亚境内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但在动武之前,美国将这次行动告知了支持阿萨德的俄国政府。

      当然,这次美国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在叙利亚问题上所作的180度大转弯也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可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数次表态的措辞中可见一斑: 蒂勒森3月30日的表态是承认现实:“阿萨德是总统。只有叙利亚人才能决定其未来。”而4月6日,这位国务卿又表示,在领导叙利亚人民方面,阿萨德将不再扮演任何角色。期间,媒体公布了这次化学武器受害者的照片。为此,蒂勒森并宣布,华盛顿已与国际盟友在推动一个结束阿萨德执政生涯的进程。但这已明显背离了特朗普至今不强行更迭对美国不构成直接威胁国家政权的路线。

      令人颇感惊奇的是,在这次美国向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射导弹的当晚,蒂勒森又在努力给人造成这种印象,即华盛顿不会再用进一步的军事打击来动摇大马士革的政权。然而,美国驻联合国女大使尼基•黑利在这次导弹袭击后却声称:“我们已准备好采取更多行动,但我们希望这 将会是不必要的。”尼基·黑利并强调,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不得再次使用化学武器。由此可见,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至今仍左顾右盼、举棋不定,无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准则而言。为此,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凯瑟琳·希克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特朗普对外政策的明显特征是“不可预见、本能驱动及不受约束”。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的这种决策机制隐含着极大风险。

      阿萨德的去留
      从目前来看,汗谢洪惨案中有两个问题尚待澄清:其一,在俄国和伊朗的大力支持下,阿萨德在夺得阿勒颇后,叙利亚政府军在对阵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时在军事上已占明显优势,且美国人在惨案发生前也不再坚持要求阿萨德下台。在这种情况下,阿萨德为何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次动用化学武器?其二,3月30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刚作了只有叙利亚人才能决定阿萨德未来的表态,从而引发了叙利亚反对派的强烈不满。数日之后即发生了汗谢洪惨案。人们不禁要问: 这起惨案的发生时间为何如此蹊跷?

      至今,俄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把自己视作中东地区稳定的维护者。对他来讲,伊拉克和利比亚现今的境况极其悲惨。普京要尽一切力量来避免外部军事干涉。他反对改变叙利亚的现状,并要维持阿萨德政权。此外,这位俄国总统还把叙利亚视作其重要的战略堡垒。当然,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内战中的许多所作所为也并不中普京意。但克里姆林宫究竟能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多大影响至今还不得而知。在这次美国发射导弹空袭叙利亚后,俄国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 如同2003年进攻伊拉克那样,美国的这次空袭是一种“侵略行径”,它并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俄国向美国发出的重要信息是:特朗普的单独行动可能会使俄美关系受到长期损害。作为第一反应,普京立即宣布一项有关避免俄国和美国战机在叙利亚相撞的协议无效。

      汗谢洪惨案事发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均把这一事件称为战争罪行。但德国外交部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则持谨慎态度。他表示:“我们还不知道谁要对毒气攻击负责。”“现在我们必须着手查明此事。”加布里尔4月8日在德国电视二台上并声称,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在一次电话中向他保证,俄国政府将不会阻止到现场进行调查,以便弄清“究竟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加布里尔希望,这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提议”。此外,这位德国外长还警告道,不允许叙利亚军事局势进一步升级。他强调,为此就需要冲突各方加强合作。“人们不能将此看成仅仅是俄国和美国之事。它也涉及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邻国。”加布里尔并表示,必须作出尝试,“利用这一使所有各方均感震惊的时刻, 让不同的派别坐到一张谈判桌上”。而首先则必须要让俄国放弃“对阿萨德坚定不移的忠诚”。

      4月10至11日,7国集团在意大利卢卡举行了外长会议,叙利亚问题成了重头戏。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强调,美国将继续把打击在叙利亚及其邻国伊拉克的IS 置于优先地位。但他同时明确表示,阿萨德总统家族的政权行将结束。这位国务卿并把美国这次对叙利亚空军基地的袭击称作是对阿萨德政府“暴行”的答复。在外长会议结束后,蒂勒森在意大利卢卡呼吁俄国结束对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的支持。这位国务卿随即访问了莫斯科。此间媒体认为,蒂勒森在出访俄国前对俄发表的一些批评性言论表明,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在发生变化。而俄国外交部则声称,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美关系还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但俄国人随即表示,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建设性的交谈上。

      据报道,在这次蒂勒森访俄期间,俄美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蒂勒森表示,美国坚信叙利亚政府使用了近50次化学武器。俄方对此则持不同意见。但双方至少同意让独立方对使用毒气事进行调查。拉夫罗夫并表示:“我个人的印象是,在所有问题上都不缺少对话前景。”当然,在蒂勒森访俄前,普京就已向俄国“Mir”电视台表示,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俄美关系已经明显转冷。“人们可以说,在工作层面特别是在军事层面上的信任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对于伊德利卜省的毒气攻击事件,普京认为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其一,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件精心策划之事,被用来败坏叙利亚领导人的名声;其二,叙利亚空军击中了一个秘密的化学武器工厂。而俄国则怀疑叙利亚反对派拥有化学武器。

      从目前来看,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俄国决计不会轻易改变其支持阿萨德的立场。至今,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提出的所有试图调查叙利亚这次化武攻击事件的决议案均遭俄国否决。此外,普京还须顾及阿萨德的另一铁杆支持者伊朗的态度。因而,阿萨德暂时还会留在台上,并将会继续对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但一旦他置美国的这次警告性空袭于不顾,在军事行动中继续造成平民巨大伤亡的话,那么按照白宫新主人现在的逻辑,美国将会重新进行军事干涉。如果俄国仍然坚定地站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一边,则甚至可能会导致俄美两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从目前来看,虽则形势尚不至于会恶化到这种地步,但俄美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较量还会持续下去。

    • Dr.Yuan hat den Blog Eintrag 2017.04.03: “多速欧洲”再成争议焦点 kommentiert 20.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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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r.Yuan hat den Blog-Artikel "2017.04.03: “多速欧洲”再成争议焦点" geschrieben. 20.05.2017

      “多速欧洲”有由来
      “多速欧洲”这个构想由来已久。人们对其评价不一。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2012年在其《德国的欧洲:危机下新的势力分布图》(Das deutsche Europa: Neue Machtlandschaften im Zeichen der Krise)这本著作中就曾提到欧洲的三种分裂方式: 其一,欧元国和非欧元国的分裂; 其二,欧元集团内部的分裂(债权国vs.债务国); 其三,一个欧洲两种速度的分裂。贝克指出:“人们曾设想可由一组成员国在某些领域中较快地推进政治一体化,并在这个意义上可走在前面。这种想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多次讨论过。”贝克并提到,2000年5月12日,当时的德国外长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曾在柏林洪堡大学就欧洲一体化的目的性发表过讲演; 其中,他就“设想过这样一种‘力量中心’。它作为‘开路先锋’可起到完成政治一体化的火车头的作用。”但正如贝克所指出的那样,“这类建议历来是有争议的,因为它们违背了欧盟的自我定位和长期以来至高无上的一致原则。”即使菲舍尔本人2004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此也持保留态度。他表示:“一种欧洲 ʻ开路先锋ʼ的构想,也就是一组成员国要在一体化方面更快地向前推进,也许一时会有些用处。但仅仅是在欧洲宪法确定的框架内。”针对记者所提“核心欧洲这一思想是否过时”这一问题,菲舍尔作了肯定的答复。他并强调:“对于那么多不同的国家,我们必须加强这个共同体的内部团结。通过欧盟宪法将对此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欧盟在实践中却也部分实施了这一原则。最典型的是欧元区的建立,28个成员国中只有19个国家加入了欧元区。此外,并非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属于申根区。另在去年12月的欧盟峰会上,欧洲领导人决定在防卫政策方面加强合作时,一开始也并不是所有成员国都参与其中的。

      今年2月3日,欧盟马耳他峰会刚结束,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就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重新提出了“多速欧洲”这个构想。她表示,过去数年的历史表明,“同样会出现一个多速欧洲,这就是说,不是所有人一直参与到相同的一体化进程中去。”如上所述,“多速欧洲”这个构想并非新颖。但令人感到新鲜的是,默克尔在当下重新提出这个有数十年历史的构想,并对它表示了明确的支持。默克尔的上述表态,实际上就是坦陈人们用一体化的辞藻和强调欧洲的共同点已不再能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了。现今,不仅英国人要脱欧,而且在整个欧洲大陆上,民粹主义浪潮正在危及欧盟的生存。默克尔在此时此刻作出上述表态,实际上就表明,在有关欧盟未来的讨论中,欧洲的政治家们已开始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审视当前的动荡局势。

      3月6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西班牙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和意大利总理保罗·真蒂洛尼在法国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举行会晤,力挺“多速欧洲”这一模式。虽然这只是一次非正式峰会,但奥朗德有意识地将它安排在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地点来举行。奥朗德表示:“至今差不多已有一百年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强权聚首在凡尔赛这里。它们渴望和平。但欧洲统一犹如一个乌托邦。”

      现在,百年之后,虽然这一空想变成了现实,但还远未成为不言而喻之事,还远未脱离险境。为此,法、德、意、西四国领导人在会晤后发表声明,支持构建一个“多速欧洲”,以推动欧盟一体化的进程。

      “多速欧洲”引争议
      欧洲民粹主义者的迅速崛起,欧盟内部的意见不一,民众对这一联盟的不满,对此欧洲的政治家们必须作出答复。德国总理默克尔坦诚:“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且紧张不安的阶段。”如何才能摆脱这一困境? 法国总统奥朗德认为决计不能用更分散的欧洲来作为答复。“如果欧洲被缩减成仅仅拥有共同市场或共同货币,而在政治上减少分量的话,那将确实会成为一个落后的欧洲。维持现状决计不能成为解决方案。”但在现今讨论欧盟改革时重提“多速欧洲”这一模式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并再次凸现了东、西欧之间存在的沟壑。

      对于“多速欧洲”,一些东欧国家颇为不满。它们对西欧若干大国一味向前狂奔持批评态度。波兰总理貝婭塔·席多就要求,在欧盟改革方面,不仅仅只是让“老成员国”发表意见。她表示:“我们作为新成员国也应该说出一些看法。”这位波兰总理表示: “我们拒绝谈论任何与多速欧洲有关之事。”另据德国电台网站(www.deutschlandfunk.de)3月20日报道,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宣布要尽一切力量来阻止“双速欧洲”。按照他的说法,这种模式对波兰而言就意味着被挤出欧盟或被降级。

      此前,罗马尼亚对“多速欧洲”也持反对态度。它认为,一种有区别的一体化可能会扩大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落差。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还就这一专题与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马耳他的总理约瑟夫·穆斯卡特进行了讨论。约翰尼斯认为,这样一种新形态模式可能会导致联盟项目的解体。约翰尼斯和罗马尼亚总理索林·格林代亚努在与马耳他总理讨论时还着重强调,就英国脱欧后的共同市场以及对欧盟民众在英国权利所作出的决定需要获得一致通过。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觉察到了这一点。针对“多速欧洲”这一构想,容克3月10日在欧盟春季峰会后就表示,他“不无惊异地断定,这被一些同事视作引入新的界线,并看成是打造东西方之间新的铁幕”。但容克否认了一些成员国怀有这种意图。

      默克尔在参加上述法、德、意、西四国峰会时则表态道:“一旦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参与的话,我们必须也要有勇气让一些国家先行一步。多速欧洲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将会停滞不前。这对所有人都必须始终是开放的,没有人会被排斥在外。但也不必强制每个人都参与每个项目。”这位德国女总理以此驳回了对她所推崇模式会形成第一和第二等级欧洲的担忧。她并强调,“多速欧洲”早已是今天的现实。作为例子她同样提到了欧元区、没有边境检查的申根区或者只有一部分成员国在离婚法上的合作。默克尔指出:“这是成员国可以自行作出决定的项目。”她表示,每个国家都可参与,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使用这个权利”。

      法国总统奥朗德则表示:“必须存在这种可能性,即一些国家更迅速并用更大步伐向前行进,而并未使27个成员国圈子失去团结和凝聚力。”卢森堡首相也声称,“相对于根本没有速度”,他“宁愿选择两种速度,而眼下我们正停滞不前”。从现在来看,东、西欧在“多速欧洲”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将会持续下去。

      “多速欧洲”难实施
      3月1日,欧盟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发表了《欧洲未来白皮书》(Weißbuch zur Zukunft Europas) ,探讨了英国脱欧后维护欧盟27个成员国一体化的路径。容克指出:“这本欧盟委员会的《白皮书》描述了这个由27个成员国所组成的统一欧洲今后可走的道路。这是一个进程的开端,而不是结束。”“欧洲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个文件阐明了这一发展所处的内外部环境,那就是技术对劳动世界的影响、对全球化的惧怕、安全风险以及民粹主义的崛起。为此,该《白皮书》提出了未来的五种前景,从一个纯粹的共同市场一直到一个完全一体化的联盟; 其中也包括“多速欧盟”这一选项。这就是说,欧盟维持现状,但一些成员国则组成“志愿者同盟”或多个群体。这些群体将在诸如防卫、内部安全、税务或社会福利等特定领域内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这就意味着,新的成员国群体商定特殊的法律和财政条例,以便在所选领域中深化合作。

      当然,《里斯本条约》已提供了“常务结构合作”(Ständige Strukturierte Zusammenarbeit)机制, 因而在现有框架中就可做到这一点。此外,欧盟委员会预算事务专员冈特·厄廷格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还对“多速欧洲”构想作了如下解释:“多速,肯定不是所有事的解决方案,但它是一种补充机制。”“在移民和难民政策、在防卫或反恐斗争等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欧洲的一体化,但在其他领域中,我们则要使欧洲倡议的数量保持得很小。”他也强调,在若干领域中,一些成员国将走在前面,而其他成员国将不会参与。

      但从目前来看,“多速欧洲”模式的实施还是有相当难度的。其一,正是由于部分国家在这种模式中未参与一些特定领域中的合作,会产生被甩在后面的感觉,因而不利于欧盟整体的团结和发展。其二,由于在欧盟内将会形成若干“志愿者同盟”或群体,这样就会额外增加决策层次,从而使欧盟的行政管理变得更加不透明。这也是在构建“多速欧洲”时必须顾及的。其三, 虽然作为欧盟最高权力机构的欧洲理事会对不同问题采用不同的表决制度,其中包括从2014年起开始试行的“双重多数表决制” (即有关决议必须至少获得55%的成员国和65%的欧盟人口的赞同才算通过),但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及其他重大问题上,欧洲理事会仍采用“一致通过”的表决机制。一旦全面推行“多速欧洲”模式,实际上就摒弃了这一机制。这将会撼动欧盟的根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日前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今日网站”坦陈:“多速欧洲”不一定是我最喜欢的前景,我最中意的前景可能是27个成员国一起来做所有事。”尽管如此,“多速欧洲”模式还是为推动欧盟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上述《白皮书》在其结束语中指出:欧洲现正处在十字路口。机会和挑战均等。这可以成为欧洲的伟大时刻,而其前提则是所有27个成员国共同且果断地利用这个时机。

      2017年3月25日是被视作欧盟“出生证明”的《罗马条约》签订60周年的纪念日。在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缺席的情况下,欧盟27个成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在罗马卡比托利欧山上的元老宫里共同签署了新的《罗马宣言》,提出了未来十年的规划,从而为欧洲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东、西欧则在“多速欧洲”问题上取得了妥协,找到了能够被各方共同接受的下列表述:“我们将采取共同行动,在需要之处将用不同的速度和强度,但朝着同一方向行进……,并向每个后来者敞开着大门。”当然,在实践中究竟能否全面推行这一模式至今还不得而知。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签署新《罗马宣言》后表示,对于欧洲而言,这是一个大好日子,现在必须着眼于未来。此前她还曾强调,尽管我们遇到各种问题,欧盟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但波兰总理貝婭塔·席多则认为,民族国家政府和议会必须被推至“欧盟的中心”。这是“提高欧盟民主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尽管见仁见智,意见不一,但正如新《罗马宣言》结束句所言:“欧洲是我们的共同未来”,欧盟27个成员国只有抓住当前时机,继续推动一体化进程,方能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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